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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2月27日电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张严平近期发生的北大教授王铭铭“抄袭事件”令全国学术界愕然。
“学术腐败”，生了即打，打了又生，愈生愈旺，连北京大学都不能幸免，根源在哪？
在“王铭铭事件”沸沸扬扬之后，中国学术界人士痛定思痛，开始了理性而深刻地思索。记者近日采访到多位学者，
他们一致认为，“学术腐败”毫无疑问与学术队伍的本身素质有关，个人道德修养与自我约束的“滑坡”是导致这一腐败的内
在原因。但是，同时不容回避的是，学术界一段时间以来的浮躁、浮夸的“大跃进”式的风气，亦是导致“学术腐败”和不良
学风的重要外部原因。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葛剑雄认为，尽管学界和教育界一些有识之士早已意识到了关于中国学术发展
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可能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问题的严重性，但大多数人却没有正视它。由于浮躁、浮夸的“大跃进”式的主观
愿望不仅满足了现实的需要，也造成了大批既得与将得利益者，所以在明知做不到的情况下也会搞得轰轰烈烈。在这种潮流面
前，能不受影响的人不是绝无仅有，也只能是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的风气如何端正得了？
近几年来，众多大专院校的大门口换牌子算是一道风景了。专科都要升学院，学院都要改大学，改了大学还要办综合
型，一所大学中又要设置大量的学院、研究院、中心。葛剑雄教授说，本来这些都是教育事业发展的自然结果，现在却恨不得
一天做成，甚至根本不必做什么，只要换块牌子。短期内出不了如此多的人才，而表面的标准又不便降低，注水拔高，甚至弄
虚作假就在所难免了。
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点、博士生和硕士生导师的资格评定，曾是国务院学科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专利，以后逐步
下放，如今除了博士学位授予点外，其余都能由重点大学或地方教委自行评定了。葛教授认为，这些本来都是研究生教学事业
发展的正常趋势，授予点和导师资格也只是一种工作安排，但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水平高低、实力强弱的指标
，成为一种新的职称，连学科评议组成员的身份也成了招聘人才时的一项条件。于是“实现博士点、硕士点零的突破”、增加
多少博士点的目标进入了党政领导的计划和人大、政协的提案。
我们还是一个高等教育相当落后的国家，但这些年来我们的教授数量增长之快却是许多发达国家望尘莫及的。葛剑雄
分析道，由于实际上已成为终身制的职称亦是各种待遇的同义词，一旦教授到手，工资、住房、津贴、医疗、甚至各种领导岗
位都可以随之而来，职称自然成为大学教师资历的标准，并成为校外各种各样的人等追逐的目标，上至省部级党政要人、大企
业经理厂长，下至乡镇官员、青年职员，无不争过学历的独木桥，学术之外的因素大量介入职称评定，使职称的学术价值和社
会地位贬值，也助长了不良学风的蔓延。
据说是为了提高科研水平，目前无论何种高校晋升职称时一律强调要有论文和研究著作，受此推导，甚至已有幼儿园
要求老师评职称时必须提交学术论文之事，令人啼笑皆非。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提出，学界同样存在“生态平衡”问题，必须
“退耕还林(草)”。学校的主要功能是传授知识，能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当然更好，但不能成为硬性指标。研究型大学的教
授必须有专业著作，至于社区学院或专科学校的教师，则应该主要考核其教学效果。不同类型的学校分流发展，对于教师也应
该有不同的要求。如今一刀切，全部要求论文及著述，是不合适的。杨玉圣说，这种“全民搞学术”的做法违背了科学的发展
规律，最后结果只能像50年代大炼钢铁那样，出一堆废品。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普遍急于求成，追求短期效应；学术评价中的量化管理等等，都已经在学术界凸显出越来越深的弊
端。
许多学界人士感到，面对学术界的不良学风和腐败现象，大家在痛心疾首的同时，往往会感到无能为力，或者言行不
一，刚才还在斥责某种行为为学术腐败，现在却要如法炮制。葛剑雄说，如果我们能实事求是地估价我们的学术界和教育界现
有的水平和发展潜力，去掉浮躁浮夸的心态，不要急于求成，不搞学术“大跃进”，讲求实效，至少能为学风的端正和学术腐
败的消除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刚刚卸任的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教授何芳川认为，我们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文精神和人文学养，
知识经济在没有人文精神和学养底蕴的时候，很容易出很多毛病，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整个社会来关心。
中国有句老话，欲速则不达。事物的发展是有其自身规律的，特别是学术的发展和学术人才的培养，它们有一个积累
渐进的过程，绝不是靠大干快上而能“大跃进”的。相反，只有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不尚虚名、埋头苦干，才最终能把中国
的学术引向真正的发展与繁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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