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若用地球自转一周来比喻，那么，少年时代，就好比早晨的阳光。在这绚丽多姿的阳光时代，少女无疑是其中最迷人的色彩。但是，当哈佛女孩、少女作家、美少女歌手等一个个名词让大众耳熟能详之时，人们同时发现：“问题少女”也在增加，她们已经成了当今社会不容忽视的一类特殊人群。为此，江苏省公安厅主办的“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警方》杂志对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士作了一次访问，对“问题少女”这一现象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

　　何为“问题少女”？

　　所谓“问题少女”，是指那些在行为和心理上有一定偏差的未成年少女。主要表现为日常行为习惯偏离常轨、不服从教育管理、逆反心理重、自控能力差、道德缺陷明显，处于一种边缘化生活、灰色生存状态，随时会在某一诱因的促使下违法犯罪，如个性异常、性格暴躁、厌学逃学、性乱、盗窃、吸毒、卖淫等。由于这些因素，她们成为家长管不了、学校管不好、社会管不到的一个群体。

　　少女时代本应是人生中最美丽和健康的一个时期，但是，在“问题少女”身上过早出现的异常现象，给家庭、学校和社会带来一种措手不及的扰乱，并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能不引起司法界、教育界和所有有良知的人们的关注。

　　什么样的少女才不会出问题？

　　“我为什么就不是问题少女呢？”现居广东的钱女士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少女时代的她，曾经是妈妈眼中的乖乖女，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同学眼中的好班长，但她却觉得自己存在相当严重的心理障碍。在青春期来临的时候，她喜欢幻想，特别爱看那些男欢女爱的情节，有时候甚至有难以自制感觉。如今想起当年的情景，钱女士仍心存余悸：“假如我不是一个整天呆在家里读书的性格比较内向的女孩，而是爱交朋友爱玩耍的活泼型女孩，假如我的胆子比较大，假如我能接触到现在我的女儿能够接触到的一些书，我会安全度过我的少女时代吗？而性格活泼不是错，胆子大也不是错，爱看书更不是错，为什么现在的女孩就比过去更容易成为问题少女呢？”

　　钱女士的困惑也是许多人共同的困惑。许多不抽烟，不喝酒，不放纵，不服摇头丸，不拿自己的贞节开玩笑，不认识任何混混，甚至从来不去舞厅“蹦迪”的少女也可能存在相当严重的心理问题。据一则报道，2001年7月18日上午，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公安局接到报警，42岁的吕少国与其妻罗炳春被剧毒灭鼠药“毒鼠强”毒死，死亡时间3至4天。侦查表明，投毒者竟然是他们的心肝宝贝、一对可爱的孪生姐妹！她们先后3次施毒，这一次总算成功了！而杀害父母的理由仅仅是“对她们管得太严”。

　　可最令人担心的问题恰恰也在这里：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因学业、因青春期困惑、因交友、因大人们看来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而发生心理崩溃的少女。随着少女自杀率、精神病发病率大幅度上升，花季少女已经成了社会心理疾病的高危人群。这些具有明显的犯罪行为、暴力倾向的案件，仅仅是少女问题之冰山一角。

　　“问题少女”的脸上并没有写字，谁能够弄清楚，在“可爱”与“可怕”之间，她们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乖乖女”与“问题少女”之间究竟有哪些特征可区分？如此等等，委实值得深思。

　　有没有先天的“问题少女”？

　　“她天生就是这样的贱种，不要理她！”现实生活中，类似这样对“问题少女”的评价比比皆是。

　　“法官的儿子生下来就是法官，而贼的儿子生来就是贼。”血统论思想早在印度电影《流浪者》中就遭到了淋漓尽致的批判。照理说，“问题少女先天存在”的论调在今天应当没有市场。

　　可是，一项对一千七百多名包括“问题少女”在内的失足青少年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绝大多数“问题少女”均存在易怒、多疑、思维偏激、沉于幻想等异于常人的生理状况。由美国区兹堡大学医学院凯思琳·芭爵博士领导的研究也发现，有好斗、逃学等不良行为的“问题少女”，其应激性激素皮质醇的水平较同龄人要低。

　　芭爵的研究小组把47个行为异常的少女与37个行为正常的少女进行了比较，前者血中的皮质醇水平明显低于后者。研究发现，在青春期少女当中，行为异常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15岁至17岁的少女当中，受影响的比例高达10%，这一系列行为问题包括破坏性及好斗行为、说谎、偷窃等。

　　有了实验的数据，并不意味着回答了相关的问题。据上海市普陀区调查，在一所工读学校中，问题少女占了10名，占全部工读生的16%。其中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2岁。她们犯罪的初始年龄比70年代提前了2至3岁，13岁以下的犯罪人数明显增加。但是，就是在这座发达城市中，关于问题少年的生理研究也还是一片盲区，更遑论针对“问题少女”的病理研究了。因此，在存不存在先天性“问题少女”的疑问背后，实则存在着一个更为急迫的问题：当少女出了问题时，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就诊？当少女想防范自己出问题时，可以到什么地方去咨询？

　　为什么“问题少女”背后都站着一个“问题家庭”？？

　　去年，济南市曾侦破一起强迫少女卖淫的少年犯罪案件，犯罪集团头目阿艳不仅自己坐台陪客，还用暴力胁迫多名少女卖淫。当人们问及这名年方16、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的少女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时，阿艳的回答让众人吃惊：她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纯系家庭所逼。

　　在小学四年级前，阿艳一直是学校的优等生，可是自从父母婚变后，一切就全变了。原本无忧无虑的女孩面对着这个破裂的家庭，内心充满了困惑：父母应是这个世界上至亲至爱的人，怎么忽然间彼此变得像仇人一样？阿艳的性情从此变得孤僻，学习成绩直线下降。离婚不久的父母各自有了新的家庭，可怜的阿艳被他们当球踢来踢去。无处栖身的阿艳只好在外流浪，与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人员混在一起。很快，阿艳沾上了许多恶习，抽烟、酗酒……

　　“每一个成功的少女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家庭”。这是人们读完畅销书《哈佛女孩刘亦婷》的共同印象。可是当他们把视线移向这个被叫做阿艳的问题女孩时，相反的结论同样昭然若揭：大多数“问题少女”后面，都有一个有问题的家庭。有关调查显示，90%以上“问题少女”的“问题”出在其父母的身上！

　　这种家庭一般包括3种类型。一是受教育程度低，父母对孩子撒手不管的家庭。这种家庭最为普遍的问题是重养轻教，父母认为孩子生下来把他养大，自己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至于将来能否成人、成才，却不往深处想。因此，他们只顾供孩子吃喝，而对孩子的行为品德漠不关心，直到孩子出了“问题”方才悔悟。

　　二是在情感方面有残缺的单亲家庭与离婚家庭。在“围城大战”中，伤害最重的是孩子！失去温暖的孩子，她们不再恋家；失去温暖的孩子，她们常常自暴自弃，自甘堕落；失去温暖的孩子，她们极易结成团伙犯罪。她们有的变得性情暴戾、孤独自卑；有的变得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犯罪的概率要远远大于正常家庭中走出的孩子。

　　三是在生活与学习上时松时紧的家庭。不少家长对孩子的生活要求放任自流，她要什么给什么，要怎样便怎样。一味迁就而不加引导的生活作风，使孩子从小就养成以自我为核心的是非观，形成自私自利、骄横任性、唯我独尊的性格。但是，这样的家庭又常常对孩子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无端的施压、过高的期望使这些少女形成双重人格：撒谎、古怪、暴戾、偏狭，最终走向极端。

　　“问题少女”为什么这样容易失身？

　　很多人都不会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但还是发生了：一名不到13岁的女孩由妈妈领着去看“腹痛”，而检查结果却是：腹痛的真正原因是宫外孕。

　　这样的少女不在少数。来自南京某区中医院的消息说，他们每天都要接待5～8名人流患者，未婚女性占了一半以上，而20岁以下的女孩竟达74%。

　　去年6月，营口市65岁的王某和57岁的崔某被检察院批准逮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们先后骗奸女学生达二十余人次，有时甚至还是与2名以上的学生同时发生关系。受害的女孩最大的是13岁，最小的仅9岁。不可思议的是，崔某的骗人手段只是一台相机及几盆盛开的鲜花。崔某把女孩引进室内，继而进行挑逗，提出性要求。每次作案后他只给受害的女学生三五元钱，甚至只给一二元钱或一些廉价的糖果、饼干等物。

　　现在的女孩为什么如此轻易就将自己的贞操献上？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原因出在对少女性教育的偏差上。中国父母对子女普遍采取绝对禁忌的教育方式，家里从不涉及有关性的话题，就连电视频道中出现了动物交配的镜头，也会被父母无情地关掉。当女儿问及父母自己从哪里来时，他们总是躲躲闪闪、讳莫如深。

　　从父母那里，少女们的性疑惑永远也得不到任何科学的解答，她们的生理知识往往是一片空白，又何从谈及性的自我保护意识？因一块糖果两块饼干所导致的少女失身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可是，当少女到了青春期，她们的目之所及、身之所处，再也不是父母可以控制的时候，一切又正好颠倒过来。她们发现，父母向来噤如寒蝉的东西可以唾手可得，街头巷尾，荧屏内外，成人世界对于“性”的追求是那样的裸露与直接。长期禁忌的结果反倒促成了最强烈的欲望和最彻底的反叛。

　　与过去那种偷偷摸摸地写情书、传礼物不同，如今的花季少女与异性的交往不仅大胆跨越“雷池”，而且还毫不顾忌，其中不少女孩就是自动“献身”的。她们对自己的“失身”不但没有痛苦，反而感到一种满足，认为这才是对人生价值、幸福观、性道德的正确认识。

　　世界卫生组织在对不同国家的36项研究进行评估后认为，恰当的性教育不但不会导致青少年较早发生性行为，而且由于它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些基本的信息，提供开放的讨论生理问题的良好氛围，促进了青少年对于性发育、人类生育及健康性行为的了解，从而能够达到帮助青少年采取负责任性行为的目的。因此，减少花季少女失身的悲剧，最根本的问题仍然在教育，但问题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与家长能否率先进行一场真正的思想革命呢？

　　成人的“性交易”指向为什么是她们？

　　2001年12月21日，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卖淫案下达了一审刑事判决，令人吃惊的是，站在审判台前的主角是一群花季少女，10名少女被分别判处1年到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她们被控介绍他人或互相介绍从事卖淫活动，并从中收取中介费。

　　10名被告年龄介乎于16至18岁之间，大部分是高中、中专及职高的学生。她们有的成绩很好，有的还是共青团员。她们从事卖淫的起因都很相似：一个混得开的女同学邀请另一个女同学去喝茶或看电影，然后神秘地吹起到高档宾馆卖“处女”的事情，说有些大老板有钱得很，特别喜欢找学生玩，一次可卖2万元，这样的好事你难道不愿试试吗？

　　为了金钱而沦落风尘，这个原因似乎过于简单，但引发出的问题却是沉重的：为什么盯着“问题少女”的目光总是牵扯着“性”，是什么让这些涉世未深的少女走上迷途？

　　答案是：在这些“问题少女”组成的卖淫与介绍卖淫的黑网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罪恶之网，那就是嫖客之网。

　　2002年1月的《南方周末》揭示了这群人的案件资料。“他们”是一群“有钱有势”并且有“特殊需求”的人。“他们”大多是些宾馆老总、旅行社经理、公司董事长，还有些是有头有脸的政府官员，年龄从30岁到50岁不等。他们的共同点很多。一是有钱。公安机关在侦破此案的过程中，扣压了多名嫖客的豪华汽车。二是“很牛”。办案警官叫一个涉案的老总前来接受讯问，他竟说没时间，要陪某位领导吃饭。三是要求较为相似。嫖客一般都要问少女有多大，是哪个学校的，让她们下一次再带一个岁数更小一点的来。他们也有不同点：绝大多数嫖客自己付钱，出手大方。也有一部分是有人提前预定，将少女作为“礼品”送人的，少女是他们进行性贿赂的工具。从涉案少女的情况看，这群嫖客的数量比卖淫的中学生要多得多。

　　被伤害最重的还是这些少女。庭审后，有一个少女一直郁郁寡欢，有一天，趁父母不在家，偷偷吃下了60片安眠药，被亲人及时发现，才捡回了一条小命。很难想象，在今后漫长的人生岁月中，她怎样面对这段百孔千疮的青春。

　　弄清了“问题少女”背后那个庞大的需求市场，剩下的问题也就明朗了，那就是：怎样才能撕毁那张罩在“问题少女”身上的嫖客之网？怎样才能斩断那一只只伸向花季少女的罪恶之手？

　　失落的花季能否再度开放

　　面对日益增多的“问题少女”，有的人并不悲观。他们说：“问题少女”可以再度美丽。被称为“网球神童”的卡普里亚蒂就是一个证明。早在1990年，刚刚度过14岁生日的卡普里亚蒂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网球生涯，不到两年就拥有了数百万的家产。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卡普里亚蒂更是一举成名，摘取了奥运会女子单打的金牌。可是，谁也想不到，卡普里亚蒂一夜之间又成了“问题少女”。1993年12月9日，卡普里亚蒂跟几个朋友到佛罗里达州的坦帕湾中心市场闲逛，一枚价值仅为15美元的银戒指深深吸引了她。不知是不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作祟，卡普里亚蒂偷偷地把戒指套上自己的手指，被保安当场拿获。这个银光闪闪的小戒指足以让她锒铛入狱，但幸运的是，当年的卡普里亚蒂只有17岁，因“尚未成年”逃过此劫。不过，1994年5月16日，警察在她下榻的酒店搜出了大麻，两名年轻人当场被捕，其中一人还是一名女逃犯。正走向事业巅峰的卡普里亚蒂就此面临了她人生的一个低谷。

　　此时，大家都认为卡普里亚蒂玩完了，谁也不会料到当年的那名“问题少女”会再次成为国际网坛上一颗炙手可热的明星。2000年，她过关斩将闯入澳网半决赛。2001年，卡普里亚蒂共参加了包括法网在内的9项赛事，6次进入决赛，3次夺得亚军，3次赢得冠军奖杯。盗窃、吸毒、叛逆的卡普里亚蒂用行动证明着自己的价值，哪怕是成为人们所不耻的“问题少女”，也会有浪子回头的一天。

　　但是，情况似乎也不能太乐观。江苏省少管所的管教赵志洪说，他最痛心疾首的事是：“二进宫”的孩子很多，尤其是女孩。第一次进少管所的少女，没有一个不是痛哭流涕，没有一个不发誓一定要痛改前非的。可回到学校与社会，又能怎样呢？“问题少女”犹如一个醒目的标签，它言语简练，却充满了暗示，无论老师、家长、邻居都对她们退避三舍，生怕别的孩子跟她们学坏。时间一长，被人处处排斥的她们，就只能与自己的“同类”交朋友，大哥小妹一叫，就免不了再一头栽了进去。

　　卡普里亚蒂的再度美丽是个奇迹。它说明，只要社会给予“问题少女”一个更为宽容的空间，只要“问题少女”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她们仍然可以找回自己迷失的生活。但是，也应该看到的是，大多数“问题少女”都没有卡普里亚蒂这样幸运，她们没有像卡普里亚蒂父亲那样的父母，无论是沉沦还是崛起，他都一如既往地陪伴她，鼓励她。她们也没有卡普里亚蒂那样因运动生涯而锻炼出的超越常人的心理承受力。更重要的是，她们不像卡普里亚蒂那样在出了“问题”时已是身价百万。她们没有职业，没有名气，没有能养活自己的一技之长。因此，最让我们担忧的问题是：迷失路径的“问题少女”，她们的花季如何才能再度绽放？(刘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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