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艾（右）与志愿者教师一起，印刷学生考卷。臧志成摄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其中的艰辛

　　有一种艰辛，你没有体会过，就不知道其中的快乐

　　来自心底的呼唤——记大学生志愿者冯艾两赴西部支教的经历

　　冯艾，女，1978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汉族，北京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大学本科毕业后，2000年8月至2001年8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白崖乡中学支教一年；2003年8月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担任上海赴云南大学生志愿服务队队长，现在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战河乡战河中学支教。

　　文/本报记者陆静斐姜澎

　　镜头一：宁夏西海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严重干旱导致生活用水匮乏。西吉县白崖中学，图书室里只有几册被淘汰的教学参考书，英语课没有录音机和磁带，地理课缺少地球仪和挂图，理化课没有实验器具，体育课只能全班40多个人抢一个篮球，期中考试时两三个人得蹲在地上昼夜不停印考卷。

　　镜头二：滇川交界高寒山区，海拔超过3200米。宁蒗彝族自治县战河中学，操场上搭了三大间简易木板房，墙上的裂缝比人的拳头还宽，连一扇窗户都没有，但却是250名学生的宿舍。孩子们的被褥破破烂烂，有的学生甚至拿麻袋当褥子。

　　宁蒗与西吉，生活的艰苦和教育的窘困惊人地相似，然而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中，有一个姑娘用自己乐观、勤勉的工作，为那里的孩子们一次次播下希望的种子，同时也印证着自己无悔的青春。

　　这个姑娘就是冯艾。

　　“通过家访，我见到了真正的大西北，也更了解我的学生。我想，只要有时间，我还会继续走下去。”

　　这是3年前，冯艾在宁夏西吉白崖中学支教时写下的感触，事实上她也正是这么做的。在西吉那个被联合国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冯艾利用课余时间，对班里40多个孩子逐个进行了家访，足迹遍及四个乡十几个村。

　　提起这段经历中的艰苦，冯艾显得非常坦然，但实际上家访对每个在宁夏西吉支教的大学生来说都是个不小的考验。记者曾前往宁夏西吉采访，对那里尘土飞扬的崎岖山路记忆犹新。那里大多数孩子的家都住得离学校非常远，每一次家访都要来回走上几十里山路。因为需要翻山越岭，自行车在那里反倒成了负担，有的小路在支教队员眼中几乎是“垂直极限”，但他们也只能咬牙坚持走下去。而冯艾却在那样的条件下，对每个学生都进行家访，有的学生家甚至连当地的中学老师都从来没有去过。

　　“家访解开我心中许多谜团，带给我很多启示，感慨颇多。”从宁夏到云南，冯艾始终没有停止家访的脚步。渐渐地，冯艾的家访还附带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帮助因各种原因辍学的孩子重返课堂。在宁蒗战河乡，学生杨丽芳父亲早逝，家境困难，母亲多次想让她退学务农。冯艾通过自己的8次家访打动了对方，杨丽芳的母亲将家里惟一的一头母牛卖了，给女儿交了学费。

　　“连续二十几天上课，嗓音常常会变得沙哑。在云南，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们需求量最大的一种药，就是金嗓子喉宝。”

　　不久前，冯艾收到一个她在宁夏支教时的学生马秀兰寄来的一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当地的食品——油馕和馓子，邮费都远远超过了所寄物品的价值。昨天，当冯艾向记者说起此事时仍然显得激动不已，更让她感到骄傲的是这个学生已经考上了大学，这在起点不高的当地学生中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刚开始给学生上课时，他们识字很少，有些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正确。”冯艾记得她在问学生世界上有几大洋时，学生们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东洋、西洋、南洋、北洋……”甚至连“细毛羊”都写出来，让她哭笑不得。

　　冯艾目前支教的云南战河中学是一个寄宿制学校，一般每个月上课连续28天，没有双休日，只有3天休息。在那里，冯艾除了担任副校长一职外，还分别担任初二的语文课和初一的历史课教师。平均每周上30节课的她既要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时还要肩负日常副校长的行政职责，常常一天下来累得连话也不想说。

　　教学的困难还表现在语言障碍上，云南宁蒗的孩子大多是彝族，能够讲流利普通话的很少。冯艾就迎难而上，从拼音开始，一点一滴从头教起。由于有过西吉支教的经验，冯艾告诉自己和所有的队员，面对这些学生，不能心急，不能失望，必须用教小学生的方法教他们。为提高学生们学汉语拼音的兴趣，她把手机拿给学生看，告诉他们如果不会拼音就不会发短信；学习中，对课本中提到的、学生们没见过、想象不出来的东西，比如《背影》中的站台，冯艾就把它们画在黑板上；冯艾还把电视节目里的竞猜方式引入课堂，提高了学生们上历史、地理课的兴趣。

　　“甚至我们自己都可以成为辅助的教材！”冯艾笑言，当地的老师在教学生紫外线和海拔的关系时，就拿冯艾他们这群志愿者打比方：与上海老师的白皮肤相比，当地人皮肤之所以黑，就是因为当地海拔比上海高，紫外线照射更强烈。“不过我们这些支教队员现在都晒成了‘黑焦炭’。”冯艾说，学生们的点滴进步都能让她欢欣鼓舞。

　　“大城市多你一个少你一个无所谓，虽然在大城市里有成功感、成就感，但未必会有崇高感。而在山区支教，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孩子们的人生可能由于你的参与而得到改变。在那里，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被别人需要的满足和快乐。”

　　3年多以前，冯艾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工作和直接读研的机会，在别人的不理解中选择去宁夏西吉支教；1年前，她再次主动报名去海拔3200多米的云南宁蒗支教，几个月后她父亲才知道女儿又一次到了西部。

　　“能够主动申请再次去西部支教，冯艾的勇气和精神令人敬佩！”一位从宁夏西吉支教归来的队员说，“毕竟一年的支教生活非常艰苦，她也完全有过体会。”那么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动力，促使冯艾在不长的时间内，第二次主动申请远赴西部支教呢？

　　昨天面对记者，冯艾坦言在宁夏支教的经历太深刻，“在宁夏给学生上语文课《背影》，他们不知道‘站台’是什么；有的学生甚至认为，翻过家门口的那座山就是北京了。”在西吉的日子里，冯艾说自己时时刻刻被震惊、被感动，所以才会听从内心的呼唤，第二次选择去西部支教。

　　“回到上海以后，支教队员们心态都变平和了，不再像支教前都有点年轻气盛，甚至还有点好高骛远的毛病。”冯艾说的最多的还是支教带给她的收获，“现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自己支教时的艰苦和当地农民的贫苦，就觉得再大的困难也不算什么了。”

　　时值“3·5学雷锋日”，冯艾告诉记者，在她看来雷锋精神与志愿服务精神是相通的。志愿服务人人能为、人人可为，不是只有支教或者支援西部才是志愿服务，即使是日常生活中助人为乐也是一种很好的志愿服务。

　　本报昨派出记者，分赴冯艾先后支教的宁夏西吉和云南宁蒗两地采访，明起陆续发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