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怎样令民众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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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丙奇

　　大学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成果，而且，由于它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出口”，因而也深刻影响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今天，我就有关大学的问题与媒体朋友进行交流。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中国高等教育将从数量时期全面进入一个质量时期，将从注重外延发展到打造内涵实质。拥有了更多选择权的人们，开始试图关注大学城内的风景，关注所接受教育的质量，也关注整个中国教育未来的发展。

　　复旦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福家：大学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我们要推动大学从深层次上进行全面改革，给社会、给广大百姓一个满意的大学。

　　《交锋》作者凌志军：我看到无数例证，在同一种教育制度中，也会造就不同的人。真正优秀的人通常不是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教育体制，而是因为他们对教育的看法不同。

　　设想之1 改变志愿填报的“博弈”

　　我国高考制度中的填报志愿一环，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博弈，考生之间难以知悉对方的意愿，即便知道了自己的考试分数再填报志愿，也很难作出明智的选择。一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与填报这所学校的学生人数、这些学生的考分情况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考分高者大多流向这所学校，就会导致该校的录取分数线增高；反过来，即便这所学校是著名学府，如果很多高分考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选报的话，该校的录取分数线就有可能大大低于名气远不及自身的学校。虽然多年来的高校录取规律显示，强校恒强，也就是说好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一般较高，但是填报志愿“失误”的事情却也屡屡发生，着实折磨着莘莘学子。

　　从高考志愿表上众多的学校选择和专业选择上看，学生们很难想到，自己的选择空间其实很小很小，有时第一志愿填报出了差错，就会使整个结局面目全非。于是，填报志愿成为一场“赌博”，在这场赌博中，学生们完成了人生的一次选择，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

　　能否变等级志愿为平等志愿呢？能否变只能被一所学校录取为可以被多所学校同时录取？这已经在某些学校范围内，在某些招生考试中有过尝试，比如在6月高考录取中，考生能收到众多高职高专的录取通知书，在京沪等地的春季招生中，一个学生也可以收到六七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但学生们对此显然感觉不过瘾，他们渴求的是所有的学校，尤其是名牌重点大学均能如此，那么，他们将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可以拿着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众多高校的录取通知书，然后作出“去”还是“不去”的自主判断。

　　我国的高等学校招生体系走到这一步还需要多长时间？这取决于两点，一是高等教育的资源是否足够丰富；二是高校的自主录取是否公平公正。目前高校实行的集中统一录取方式，实际上完成了高等教育资源在最短时间内的充分配置，每个学校，尤其是重点院校几乎都能在短短的几天时间中完成自己的招生录取“计划”，这也是高校按等级志愿录取的现实背景。如果改变这种录取方式，采取学生按照相关条件提出申请，学校综合考核其各种能力、素质之后发出通知的做法，教育资源便很难在短期内充分配置，甚至会出现闲置的情况。而这，恐怕是很多高等学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另一方面，这种平等志愿的录取方式也必须建立在学校充分、完全的办学自主权基础上，学校必须有权决定自己的录取标准，选择自己需要的人才。但问题在于，一旦失去了刚性的分数作为衡量尺度，人们又会生出更多的担忧，担忧公平与公正。

　　设想之2 取消素质与分数的“折合”

　　高等教育扩招最大的功绩是扩大了教育资源，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但是，这并没有降低高考的竞争程度，为了获取更优质的高等教育——进入名牌重点学校，高考的竞争更加激烈。大家从挤“高考独木桥”转而挤“名校独木桥”。我们现在甚至能够听见小学生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处在一个竞争的年代，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今后要考上名牌大学，这样，才对得起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而对中学生来说，即使是班级中最优秀的同学，也要去上补习班，上补习班的目的，是为了能考100分，不考99分。

　　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期望是考上重点大学，这就要求孩子必须在高考中取得高分，于是学生们为考出高分而绞尽脑汁也就在所难免。否则怎么办呢？大学要以考试分数高低排序录取，你能不考高分吗？那种认为中小学教育不排名次，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应试教育对学生负面影响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我们的高考指挥棒还没变。实际上，小学也好，中学也好，老师们关注的仍旧是主干科目，尤其是中考或高考考试科目。很多关于素质教育的设想，面对这些科目的教学压力，还是得让路。一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的小学校长也坦承，她在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时，也不忘教给学生应试的技巧。她认为在学生考分不够的情况下，单纯地推行素质教育，无疑会走进死胡同。

　　除了努力谋求绝对高分之外，聪明的家长、学生和老师，也已经看到弥补分数的捷径，那就是现在大学招生为体现对学生综合素质与全面发展的重视，还有一些特殊的政策，比如，对某些艺术特长生实行特殊录取；对某些获奖学生进行加分奖励等等。一句话，某些素质可以折合成考场上的分数。

　　当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进补习班，在为未来的升学进各种培训班以累积“综合素质”资本的时候，作为一个家长，能无动于衷吗？

　　于是乎，有无数家长要求孩子学习艺术，其目的不是为了让孩子受到艺术熏陶，提升综合素质，而是为了将孩子变为“特长生”，以便今后升学时可以得到优惠和照顾，此举被称为“曲线高考”。而一些考证、考级组织者，也针对家长这种心情，将考证发展成为一项“产业”。各种针对学生“素质教育”的考级考证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舞蹈考级、钢琴考级、小提琴考级……而且从培训到应试指导，为家长提供一条龙服务。书店里随处可见的各种考证、考级应试指南，正是这一热潮的产物。

　　设想之3 废除品德的卷面判定

　　一个平时思想行为表现差的学生，只要死记硬背，他的思想品德课可能会得到90分以上的高分。这是课堂内的“常识”，从小学一直延续发展到大学。

　　卷面的品德成绩，是我们看重“道德可以教导、灌输”的结果。由于道德可以教导，因而能够被记忆，而一旦为被教导者记住便证明其已被“教化”。许多家长在教育孩子时，通常是对孩子讲一段大道理，然后问：“你记住了吗？告诉我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可就算孩子告诉你他记住了又怎么样呢？规则没有进入思想，在实际行动中不被采纳，当然不会有实际的作用。品德应是人身修养，而不是对名词、理论或者政策的记忆，但是采取笔试的方法来判定学生思想品德课分数的高低，却是我国目前思想品德教育的通行做法。

　　品德需要感染。师者的言传身教以及大学文化的建设，或许才是品德教育的根本。大学文化的形成对学生的影响极为深远，事实上，师者的行为，也是对大学文化的演绎。

　　品德需要导向。我国高校为鼓励学生综合全面发展，对学生实施综合素质测评，具体说来就是对学生在学校里的各项表现进行打分，然后赋予不同的权重，得出综合得分，并根据学生综合得分的高低给予其相应的评优奖励。从形式上看，这确实有利于促使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但认真一分析则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打分的指标并不合理。

　　品德更需要约束。在大学生身上，近年来出现最多的问题是“诚信”危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的教诲，今天的教科书上，也一再讲述。大学生的求职自荐信很少没有水分，优秀、优良的字眼几乎出现在每个人身上，更有的学生说自己曾经到60个单位实习。而把没有获得的荣誉堂而皇之地列出，并配上以假乱真“证书”的也绝不是个别人。

　　设想之4 用体制重树师道尊严

　　现在大学的讲台上，是哪些人在为学生上课？

　　根据调查资料，在多数高校，包括名牌、重点学府，给本科生开课的教授比例不到10%，有的重点高校为本科生开课的具有教授以上职称的老师，只有几十名，还有的高校这一数字为个位数，给本科生开设基础课的博士生导师则更加少得可怜，一些高校不足5%。换句话说，90%为大学生上课的教师是大学讲师或者副教授。如果再深入分析，为大学生上课的，大多是青年教师。而那些给学生上课的教师，不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一些民办大学以及培训学校，用高薪到名牌、重点大学寻找师资，并用这些学校一流师资的旗号去招揽考生，极大程度地分散了教师对自身岗位精力的投入。不少教师在上课工作之余，还外出兼职，为各类社会办班上课、开讲座，为企业进行咨询等。干得比在学校里还带劲。

　　根据2001年的统计资料，由于大幅扩招，而教师队伍建设速度没有跟上学生规模增大的速度，我国高校教师队伍处于严重的紧缺状态。目前，全国高校平均生师比为18.2：1，教育部直属高校生师比为18.18：1，其中，北京大学为11.2：1，清华大学为18.2：1，复旦大学为20.5：1，上海交大为18.86：1，南京大学为19.4：1，西安交通大学为13：1，浙江大学为20：1。而国际研究型大学生师比通常为10：1。

　　教授不愿意上讲台，上讲台的又不投入。这就是现实的教学状态。要让教授上讲台，当然并非给他们讲一番道理，让他们意识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就可以了，学校更应该有切实的举措。

　　如果一个科研成果丰硕但没有进行教学工作的教师要升教授，学校能不能严格执行规定不聘任他为教授？如果一名教授没有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学校能不能不再聘任他为教授？相反，如果一名教师上课十分优秀，但科研成果较少，他能不能由此聘为教授？如果学校能以坚定的态度，回答一个“能”字，高校教学质量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然而，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这还只能是一个“理想”。近年来，诸多大学，尤其是名牌、重点大学，将办学目标锁定在研究型大学上，将学校的精力和视线更多地集中在科研上，形成了偏科研的格局，学校十分看重科研工作突出者，即便他没有从事任何教学活动，仍然可以凭很好的科研成果晋升教授、博导。由于学校的这种导向，在教学与科研问题上，很多教师也把精力更多地投向科研而轻视教学。加上研究生学位教育的恢复，一些教师更是把本已所剩无几的教学精力放在指导研究生上。

　　如果教育质量问题得不到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念的发展，大学生作为教育消费者，完全有可能对大学提供的“劣质教育”提出控告。

　　设想之5 制订无法被“利用”的规则

　　在我国高校招生中，以前存在一定舞弊行为，现在实行了网上录取，而且将录取名单向社会公布，作弊行为也就随之减少。但现行的高招制度仍然存在着其他方面的漏洞，比如某些加分因素、某些保送生政策等。按照高招规则，某些特长生可以在高考录取时加50分、30分、20分、10分不等，某些竞赛获奖者可以获得保送资格或者加分等等。于是，有权有势的家长便可以“通路子”为子女办一个“特长生证书”，甚至可以修改高中期间各科成绩，至于无论成绩怎样靠着关系或赞助评个三好学生、优秀干部更是不在话下。这些舞弊行为也正是由于规则不完善所致。

　　当然，防止个别人别有用心地利用规则，并不意味着干脆取消规则推倒重来，而是应该在强调执行的过程中拾遗补缺，修正完善。

　　目前发生在保送生中的问题，关键在于被保送的对象是否真正“优秀”，其家长是否疏通有关方面做了手脚，参与保送工作的学校(包括负责推荐的中学，负责录取、接收的高等学校)、教育主管部门是否严格执行了保送标准，是否公平、公正、公开地实施保送制度。一些地方的保送生在“暗箱”中产生，以次充好，这是违背保送制度规定的。我们应利用社会舆论、法律武器加强对保送制度实施的监控，让违规、违法者的丑行曝光于天下，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将保送生名单、相关介绍在当地媒体公布公示，接受群众监督，不就可以让那些不符合条件的学生暴露出来了吗？而检验保送生是否特长生，也只需学校进行一番面试即可，关键是高校愿不愿意。

　　本讲座的内容已收入《大学有问题》一书，近日将由天地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