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大赴基层毕业生纪略：此路通往最深沉的欢乐

　　编者按

　　这是为“就业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大讨论专门准备的一篇报道。在这次讨论中，我们最深的感受就是参与者的意见纷繁庞杂，各色观念多样多元。也许，每一种选择都值得尊重，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毕竟每条道路各有各的风景，每一个生命各有各的重量。

　　在讨论期间，恰逢中国农业大学百年诞辰，我们对该校历届毕业生按年代进行了一次粗略的追访，试图勾勒出一条存在了100年的人生路径。希望以此给那些处在选择路口的年轻朋友一些启示，也希望借此向这所以“解民生之多艰”为信念的百年名校致敬。

　　可能不会有第二所大学，在它百年校庆时收到这样一种贺礼：整整4卡车，6500袋五谷杂粮。

　　送礼的人，是河北省曲周县40万老百姓。9月7日，曲周县委书记魏吉平向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转述曲周百姓的心意：“这些粮食是在农大师生改造后的盐碱地上长出来的，得让他们亲口尝尝”。

　　从1973年到2005年，农大师生在曲周盐碱滩上进行了延续几代的改造，给当地农民带来人均收入117倍的增长。昔日“穷碱窝”已成米粮川。

　　32年间，曲周的盐碱地上，也走出了两位院士、两任农大校长、一大批教授。以曲周实验站为主的黄淮海课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是和“两弹一星”相提并论的科研成果。

　　在曲周，从公路到农大在当地的实验站有11公里，没有公共汽车。但只要跟当地开拖拉机或其他车辆的百姓说一句“农大的”，就会二话不说地被请上车，一直送到目的地。

　　治碱27年的农大教授辛德惠1999年去世，曲周百姓把他的部分骨灰接回了当地。直至今日，每到清明，十里八乡的村民都会自发祭扫。

　　17年前，曲周百姓把一块“改土治碱，造福曲周”的功德碑立到了农大校园。

　　这种盛载了一方百姓的感念的石碑，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园里，还有好几块：来自河北大名的“治沙改土”功德碑，河北沧州吴桥和东光两县百姓送的“沧州铁狮”……

　　100年来，秉持“解民生之多艰”的信念，这所大学90多届75024名毕业生中的多数人，“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他们在基层脚踏实地“教民稼穑”的作为，得到了来自中国民间最底层的农民朴素的尊敬和亲近。在农大学校档案馆老师的记忆里，学校每年都会收到不少老百姓自发赠送的礼物，从蟠桃到玉米到粉丝。

　　农大一位普通毕业生说，土地的丰收、农民的喜悦，是他所能感受到的“最深沉的欢乐”。

　　百年世事更迭，大潮起落，由于学科特点和学校特色，无论是哪个时期，都有一批批农大毕业生，走上了这条通往“最深沉的欢乐”的基层之路，坚韧植根于中华大地，筚路蓝缕，勇往直前。

　　这种选择，有的是顺势而为，有的是逆流而动，多年以后，大浪淘沙，这些根基深埋的人们在历史中沉淀下来，慢慢停驻在人民心间。

　　不可否认，这是一条离信念更近的路径。不可否认，这是一些在任何时代、任何价值观主导之下，都值得尊重和致以敬意的人。

　　王琳清 丁寿康（夫妇） 1954届农学系

　　【再回首】

　　我们是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能上天，能入地

　　【大时代】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

　　2005年9月13日，74岁的王琳清小心地展开一张发黄的报纸，1950年8月27日的《光明日报》上，华北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新生的名字刊登了整整一个版。“这就是我！”老人指着第三排北京农业大学录取榜让记者看。那一届农大总共招了106人，包括王后来的丈夫丁寿康。

　　王琳清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高校联考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我们是与共和国发展同步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能上天，能入地。”老人说起那一辈人很是自豪，他们中很多都去基层生活过。

　　开学不到一个月，这些天之骄子就被“发配”到卢沟桥农场进行为期一年的农耕学习。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米丘林是青年热捧的偶像，很多城里的孩子受其影响热情飞扬地要献身农业，但是对他们来说，对农村的认识“只是几个红红的苹果”。

　　新大学生很快熟悉了生产的各个环节，跟农场的工人也打得火热。“农耕学习一个关键的作用是培养了我们为农业服务的心。”丁寿康说。

　　毕业服从国家统一分配。首届大学生们境界很高，自觉提出口号：“到祖国最困难的地方去”。同学中很多被分配到基层研究所或农场，王琳清说，“我们下去时带着对工农的感情”，一辈子无怨无悔。

　　王琳清前天还接到老同学俞炳骧的电话。俞被分配到新疆伊犁干了一辈子，被当地人称为“伊犁的蔡旭”（蔡旭，我国小麦育种的开拓者———记者注）。俞向王琳清求助，看看王有没有办法帮着研究防治新疆冬小麦的“雪腐病”。

　　1968年毛泽东“12·22”指示发表以后，上山下乡的浪潮很快席卷全国，丁寿康也未能例外———去了大寨下面的一个镇。他帮助农民建立实验田，推广新的优良品种和育苗技术，让原来单产只有300斤的地长出了1000斤粮食。但由于“左”的影响，他和同事没有更大的可发挥的空间。

　　梁军 1957届农业机械化专业

　　【再回首】

　　照片上人民币是多大的荣誉

　　【大时代】

　　大学毕业生太少，一般分配到省里就被留住了

　　1962年发行的面值一元人民币上的女拖拉机手梁军，直到1990年中央电视台找到她才知道，原来人民币上的人就是自己。“照片能上人民币是多大的荣誉啊！”

　　梁军因受到前苏联电影《巾帼英雄》的影响，早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像电影中女主人公一样开上拖拉机。1948年，黑龙江省办了拖拉机培训班，梁军马上报了名，从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同10万名专业官兵一起参加了北大荒的开发建设，尽管当时住草棚，喝河沟水，但只要开垦出的土地能种出粮食，梁军就高兴。

　　1957年，梁军毕业分配，她的丈夫、同班同学王茁智说：“那时梁军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留在农机战线。”从1957年毕业到1990年退休，梁军干了一辈子农机，“工人们跟她都很亲。”

　　梁军的同班同学有40多人。当时由于大学毕业生数量很少，一般分配到省里就被留住了。

　　李宏才 1961届农业机械化专业

　　【再回首】

　　到基层待10年，在那里的经历，远比出国要精彩

　　【大时代】

　　1961年正值3年自然灾害的末期，为祖国增产增收正是当务之急

　　贫下中农出身，拥有医学、农学、机械工业专业背景，在学校已身兼七职的李宏才放弃留校下基层，在1961年是逆潮流而动。

　　1961年春季毕业时，李宏才和同学一样，对前途并没有多大决定权。3年自然灾害还未完全消除，需要更多的人充实基层。尽管大家更愿意去大城市和大机关，但也都作好了随时下基层的准备。

　　同学脱宝珍被分配到河北省康保县坝上机械化林场机务队，在山沟里过了10年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的日子。这一届的23个班600多名毕业生，“下基层”的比例占了学生总数的一半。

　　在这种背景下，组织对李宏才的安排是：留校工作，任电机化学院团总支书记。这不能不说是个令人羡慕的结果。可李宏才偏偏不干了。“我考虑自己高中学农学，大学又学农业机械，很想到基层去。”李宏才说。这一年，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陈昭涵接到了李宏才的来信，表示“我有条件去垦荒，为祖国生产粮食，请求部长给予考虑。”

　　1957年反右运动余威尚存，很多同学被打成“右派”。在毕业分配问题上，大家都相当谨慎。像李宏才这样积极策动改变分配方案的是凤毛麟角。不久，李宏才接到陈昭涵的回信：“你的想法挺好，但现在国家人才缺乏，既然组织上考虑你留校工作，我看你还是服从分配为好。”

　　1961年夏天，外交部部长陈毅在人民大会堂给首都高校61届毕业生讲话，提出大学培养的人才不适宜做行政工作，这些工作应该交给党校、团校的毕业生。李宏才马上给陈毅写信，说了一次真话：“母校留校工作的108位毕业生都做教辅和行政工作，不合适”，表示想“下基层”。

　　这封信终于改变了他的命运。1962年8月，李宏才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运处，从事他热爱的农业机械专业工作。这一待就是20年。

　　李宏才很快成为管理能手和技术骨干。他和他的同事汇总上来的针对拖拉机播种不标准、原先每亩3200株的玉米地只能种900株等提出的意见，被总结成机械管理的“5个标准化”，在机械保养、油料管理、田间作业、农具管理和机库管理等方面明确了技术规范。

　　1969年，“5个标准化”遭到批判，兵团的机械管理再度陷入混乱。李宏才坚持“5个标准化”是符合科学、符合生产规律的东西，力争恢复，并说“公布之后要批判就批判我。”

　　多年以后，李宏才回到家乡安徽蚌埠后曾到皖北农学院讲课，他慷慨放言：“我把青春献给了新疆，献给了基层，我心安理得。如果你们可以到新疆、到基层待10年，我鼓励你们去，你们在那里的经历，会远比出国要精彩。”

　　刘子义 1963届农田水利专业

　　【再回首】

　　学农嘛有舞台才能施展

　　【大时代】

　　一首《边疆处处赛江南》，不知道鼓动了多少年轻人的热血和想像

　　1963年7月，学农田水利的山西人刘子义把人生的下一站定在了祖国的最西边，新疆。

　　40年后回首往事，刘子义说，当初他之所以主动要求到新疆去，一是受大环境的影响，二是看中了新疆广袤无边的盐碱地。

　　在他毕业的前一年，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已经被提了出来。那一年，周总理在大会堂亲自作报告、接见了在京高校的毕业生，号召大家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刘子义的家庭出身是地主，留北京的机会几乎为零。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刚刚成立不久，正是“蜜月宣传”的时候，一首《边疆处处赛江南》，不知道鼓动了多少年轻人的热血和想像。就刘子义个人而言，“学农嘛有舞台才能施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无疑是个好地方。”

　　于是，在西行的列车上多了一个貌不惊人的大学生；而多年以后，新疆则出了一位灌排专家。

　　新疆比刘子义想像的更远，条件也更艰苦。和他一同去的几个同学见状，纷纷要求留在乌鲁木齐。刘子义不挑远近，只要求专业须对口。于是，他被分配到焉耆水利土壤改良试验站，在农二师。

　　当时的农二师外号“穷二师”。刘子义的夫人杨春圃至今能说出描绘当时生活的顺口溜：“粗粮吃，细粮卖，吹风下雨当礼拜”、“发工资发牌牌，团场的大姑娘不对外”（指团场连队的姑娘不准外嫁———记者注）。一个师没有一寸公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腿泥；没有床，用柳枝编“抬板”，放在四根粗一点的棍子上就算床了。

　　艰苦归艰苦，若论工作机会，刘子义还真没有来错。事实上，他刚去的1963年10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给刘所在的焉耆水利土壤改良试验站布置了一个重大课题，要求摸清楚土壤水盐动态规律，这一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该站惟一的大学生刘子义身上。

　　新手刘子义兴奋而紧张。“屁股还没有暖热，这么大一个任务就抛过来了。”刘子义边回忆边摆手。

　　苦干是少不了的。每天早晨，刘子义都带上玉米面馍、背上水壶，再扛上5米长的麻花钻出发。取土样，取水样，观测地下水位，观察盐碱变化，一天步行几十里，走遍了农二师22团130平方公里的土地。

　　1980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刘子义潜心研究17年的“竖井明排结合改良盐碱土实验研究”受到重视，荣获1981年农垦部“科技成果一等奖”；接着，由他主持的“冻结期土壤水盐动态研究”获得农二师“科技进步二等奖”。

　　当地百姓也跟着受益。经过20多年的竖井排灌、明暗结合改良盐碱地试验，22团的地下水位明显下降，土壤平均总盐从0．985％下降到0．34％，盐碱灾害面积减少了80％，粮食单产从1963年的165斤提高到1980年的401斤。

　　由于刘子义在暗管排水方面的长期积累，1994年7月，中国地质工程公司聘请他为巴基斯坦暗管工程项目的总工程师，主持设计施工进程蓝图。“刚去的时候英国监理很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横竖挑刺。”两年下来，刘子义们让外国人刮目相看。工程不仅顺利结束，而且在条件极为恶劣的情况下提前四分之一工期交工，被国际专家称为“奇迹”。

　　退休赋闲的刘子义和普通老爷子的生活无二，但说起“盐碱地”就会陡然精神起来。他说，在基层40年，苦则苦矣，但“不是根植盐碱地，就不可能有工作上的这些成果和收获”。

　　张洪成 1977届农学专业

　　【再回首】

　　我在农技岗位上也不是光有奉献，回报还是有的

　　【大时代】

　　部分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必须回基层

　　像张洪成那样几次辞官，在一线农技推广岗位摸爬滚打到今天的人少见。

　　1974年，张洪成作为基层农业技术骨干被推荐到农业大学农学系，此前，他在天津市任凤公社农科站做了3年农民技术员。

　　3年后，张洪成被分配回天津市宁河县农业局。当时农业部愿意要这届毕业生，但北京、上海、天津生源，因有代培性质，必须回基层。

　　1983年11月，张洪成被调到任凤乡任副乡长，主抓农业生产。当时在农技岗位上工作的大学生共50人，带职务的只有15人。但张洪成3次要求辞官回去当技术员。“我觉得自己的农技服务能力提高了，应该返还给农民。”恰巧这期间中央出台了一个文件，规定干部队伍中不愿从事行政工作的，可以回技术岗位。张洪成如愿以偿。

　　农技员常年蹲点田间地头，“远看是讨饭的，近看是烧炭的，到了跟前才知是农技站的。”张洪成却认准这个活儿。1988年，他到任凤、赵本两乡推广农技，把县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的职务也辞去了。

　　1997年，张洪成的右臂骨折还没有痊愈，就和同事一起到造甲村指导3000亩水稻抛秧新技术。刚开始，造甲村的农民有抵触情绪。但之后这批农民成了新技术最好的宣传员：造甲村3000亩抛秧稻，一般比常规稻田增产100公斤左右。

　　1983年成为天津市农业劳动模范，1993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张洪成在宁河县成了农业技术明星。20多年间，他主持或参与的新品种、新技术推广试验项目43项，累计为当地增产粮棉8600万公斤，增加经济效益1．2亿元；累计直接授课、培训的干部、农民6862人次，技术指导咨询17298人次。

　　因为常年没有假期工作劳累，张洪成落下了一身病，还在骑车下乡途中遭遇了多次车祸，差点付出生命代价。夫妻俩如今还要为医药费发愁。张洪成的妻子冯维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情绪激动地说：“事实证明，我们原来走的路错了。”她曾是张洪成的同事，跟随他下乡推广农技多年。

　　“我在农技岗位上也不是光有奉献没有回报，当初的选择没有错！”当妻子停顿下来时，张洪成捡起话头，用纠正的口气说。

　　林洁 1984届植物生理生化专业

　　【再回首】

　　吃苦很有乐趣，我只是要按我自己的想法活着

　　【大时代】

　　在十万大军下海南之前，海南是和西藏分级一样的边疆

　　“你是学植物的，应该去西线看看‘两院’。”1983年，林洁到当时还未开发的海南岛旅游，一位当地人建议。“两院”指的是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离海口市150公里，只有一趟长途班车。公路边通往院里的是一条长长的林阴道，两侧都是粗壮的油棕树。林洁第一眼就爱上了那些树。

　　林阴道通往一个在地图上叫作宝岛新村的地方，里面住着“两院”的科研人员、家属、职工1万多人，配备了医院、学校和农场。院里都是老房子，还用着手摇式电话，像一座孤岛。这座孤岛在林洁眼中充满浪漫色彩。当她得知这里多年招收不到来自北方的大学生之后，立刻表示愿意来。

　　次年林洁毕业落户海南。海南当时还隶属于广东省，按当时各地物价的地区分类制，和西藏并列第13类。到海南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照此可以比在北京就业的毕业生工资标准高出一倍左右。

　　尽管如此，当时的海南在广东人眼里仍然是个流放地，大学毕业生即使分配到这里也不来。1985年林洁的父母来探望她，到现在的旅游旺地三亚大东海海滩游泳，加上他们一家3口，海滩上就6个人。

　　林洁所在课题组的组长是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的毕业生，1985年离开“两院”去了刚刚设立为特区的深圳。

　　1988年海南建省变成一个可以随地掘金的地方，十万大军开始下海南，一时间鱼龙混杂。原先怀揣着理想主义到边疆海南的北方同学，不少离开了这里，林洁也在这时离开了研究院。林洁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我只是要按我自己的想法活着。”她去了海口的一家音像企业，后来又连续跳槽到一家旅游公司和

　　“现在媒体总报道边疆苦，能否多讲讲边疆美？让年轻人对拥有不同的生活经历抱有憧憬。”年届不惑的林洁这样说。

　　赵向阳 1991届农业气象专业

　　【再回首】

　　最重要的还是对当地农民生产观念的改变

　　【大时代】

　　大部分人还是想进大机关、科研单位，有了最早的下海者

　　赵向阳读大一时，中秋节聚会和同学畅谈理想，他表示要当个企业老板。如今，他的名片上印着“青岛鲁明种苗有限公司总经理”。他的起步点，是青岛市草坪建设开发公司技术员。

　　赵向阳毕业那一年，就业压力小，大部分人还是想进大机关、科研单位。因为大学时就开始在外打工接触社会，毕业时北京市畜牧局环境监测站、中科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等4个单位都向赵向阳敞开了大门。

　　但赵向阳选择去草坪公司从技术员干起，“要把事情做好，还得从基层干起，农业院校的学生有这个传统。”

　　大二时，赵向阳选修了新学科草坪学，了解到胶州拥有我国惟一可以出口到国外的草坪种子———结缕草。到青岛市草坪建设开发公司后，他结合自己的专业，将公司的实验室建立起来，很快成为业务骨干。

　　1994年，在公司因管理问题效益走下坡路后，赵向阳投身下海创业，第二年就用一份销售合同带来的50万元资金注册了青岛鲁明种苗有限公司。他的企业在胶州拥有3个苗木基地，租用农民的土地，培训农民掌握技术，再雇用他们参与苗木管理。“最重要的还是对当地农民生产观念的改变。”赵向阳说，苗木基地的出现拓宽了农民的生产思路。

　　卢怀玉 1994届农学作物栽培专业

　　【再回首】

　　在工作平台环境和社会认同上，我觉得我是很不错的

　　【大时代】

　　“铁饭碗”是首选，“体制”二字对人有着不可抗拒的支配力

　　1994年，卢怀玉毕业后到了河北农村，与棉花、棉农打交道。作为一个农村孩子，他“对农民怀着很质朴的热爱，想帮助他们”，在当年，他是一个另类。

　　这一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新名词进入普通中国人的视野，社会还未挣脱计划经济意识。这种背景清楚地折射在当时的就业流向上。

　　卢怀玉清楚地记得，那时候，“体制”二字对毕业不久的学生有着不可抗拒的支配力。几乎所有同学都选择了去“体制内”的单位。

　　那时，中国农大在全国的地位很高，刚毕业的中国农大学生往往这样设计未来：首先争取留北京，能进政府机关更好；北京不能留，就去省城；再不然就争取进市、县的农业局。“那里是铁饭碗。人们追求的是工作稳定、工资高，各种体制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成了大家的首选。”卢怀玉说。当时也在呼吁大学生到基层去，可响应者寥寥。

　　但上班就是茶水报纸的清闲日子，不是卢怀玉的追求。同学们纷纷去“体制内”单位时，他回到了河北省河间市国欣农研会。当时，这个由他父亲创办的组织资产不多，名气很小。但他敏锐感觉到，他从事的将是一个有很大发展空间的行业。

　　这时候，旧体制的根基已经在市场的冲击下逐渐瓦解。大概在3年以后，他大学同班的两名同学，也来到了他所在的国欣农研会。社会的转变无可阻挡地影响了每一个人。

　　卢怀玉刚到农研会时，会里的农民们在观望：这个大学书生有什么了不起？的确，大学里学到的知识，不足以应付实实在在的工作，他开始努力地学习和改进。1995年，他担任了研究会的副会长，并获得去德国读MBA的机会，考虑到离开可能给事业关键期的农研会带来损失，卢怀玉不无惋惜地拒绝了。

　　农研会的主要工作，是给棉农提供种子和技术支持，并对他们进行培训。“我们并不是无偿付出，我们也获得了收益。”卢怀玉的农研会目前已经有超过1亿元的资产。

　　更大的成就感来自棉农的信赖和感激。卢怀玉说，有时候他会有一种很崇高的感觉，这让他满足。

　　十几年过去，当年的同学有的官做得不小，很多人也在“体制内”走了过来，但卢怀玉很自信：“在工作平台环境上，在社会认同上，我觉得我是很不错的。”

　　罗洪富 2001届蔬菜专业

　　【再回首】

　　只要不谈买车买房，说农业技术，就敢说自己是班里同学中最好的

　　【大时代】

　　赚钱和当官的话题相当集中，大学生在城市里找份工作不是难事

　　毕业时，罗洪富班里其他24名同学都选择了城市，只有他主动要求回到家乡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高镇，干起了农艺示范和农业技术推广。

　　2001年的大学毕业生仅有115万名，没赶上就业困局，在城市里找份工作不是难事。罗洪富毕业时，他们专业还包分配，本科生怎么也能分到县城里。尽管国家也提倡下基层，但愿下基层的大学生非常少。“我是布依族，我都不回家乡帮助穷苦的老乡，还会有谁愿意去？”毕业前，在赚钱和当官的话题很集中的年代，他想回去种地。

　　2002年春节，罗富洪在家乡租了8分地开始经营自己的示范园，把好的蔬菜和果树种子推荐给当地农民。村里人经常来他的示范园，甚至有人趁他不在偷蔬菜回去学种。一次罗洪富到一个村讲课，来的农民把教室都挤满了。每年，罗洪富都会白送1000多元的种子给农民。村里以前种的番茄是以色列的品种，1．5亩产值5000元，改种了罗洪富推荐的品种后，1．5亩产值达到了1．8万元。

　　这让他感到很满足。

　　同班同学中不少都改了行，做生意、当警察的都有。去年的同学聚会让罗富洪很受刺激，同学中当官的已经有些地位，做生意的也发了财。“这些我插不上嘴，”那天，罗洪富动摇了，答应同学回去交代一下工作就回北京寻找发展机会。

　　真的回到家乡，还是舍不得。天色黑了的时候，和老农们一起坐在田埂上抽烟，罗洪富有时候会遥想起北京的繁华。他的信念是，我们从这里起步，一代人，再一代人，坚持不懈下去，我们这里也一定会迎来像北京那样繁荣富足的生活。

　　罗洪富说，只要聊农业技术，他敢说自己是班里同学中最好的，因为比别的同学拥有多得多的实践经验。

　　王兴 2005届土地管理专业

　　【再回首】

　　尽管城市发达工资高些，但我更珍惜自己的知识在基层受到倚重

　　【大时代】

　　扩招带来的就业压力爆发，国家政策引导毕业生去基层就业

　　9月14日，王兴忙碌的一天。工作刚刚上手，既要给领导写文件，又要到基层去调查，忙得连接受采访说句话的时间都紧张。

　　王兴是中国农业大学今届参加西部计划的志愿者之一。

　　3个月前，北京的大多数毕业生都纠缠于是否拿到留京户口指标，是否去了好单位、大企业，是否获得了高薪这样的问题。王兴一个人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乌海市国土资源局。在这里，他要度过一年的时间，然后回北京继续读研。

　　王兴的印象里，农大的很多教授、学生，几乎每天都在讨论着农村和农民的问题。而多少年来，他的很多学长，也选择了去基层就业。这对他有很大影响。

　　但此时的环境，与N年前学长们靠热情和奉献精神奔赴基层时已有很大改变：作

　　王兴所在班级有50多人，很多都报名想加入志愿者，最后只有两个人得到了这个机会。类似的争夺在全国许多高校展开。“抢破了头”，一名大四学生如是评价。

　　志愿服务期满能够获得读研的机会，是大家争相报名的原因之一。国家政策有意引导大学生下基层，种种鼓励和实惠开始展现出吸引力。

　　王兴对农村的最深刻记忆，源自他2002年到四川一个彝族自治县做社会调查的经历。那里的贫穷让他至今难忘。“我真的很想为农民做些事情。”他说。

　　这次考察还有一件事打动了他。这个县当年分来3个大学生，受到了十分高的礼遇，一切工作县里都全力支持。“越是贫穷的地方，对人才的渴求越让人感动。”

　　工作了几个月的王兴目前已经感受到自己的知识所受到的倚重。严格意义上说，因为有一年的服务期限，王兴还没有真正在基层“扎根”，未来的路上，多种可能性在他面前展开。这是他和他的同辈所属时代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