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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浇铸复旦精神第一人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23日11:19 第一财经日报

  本报记者罗敏发自上海

  “我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马相伯经常重复这句话。他生于1840年,死于1939年,历经清朝五朝统治,在辛亥革命后见过六个总统、四任主席,眼见当权者像过山车般来来去去,却
始终没有看到一个醒了的中国。

  也许,只有大学,延续了他对自由和平等的理想。

  马相伯办学的愿望肇始于1886年的欧洲之行。在那次旅行中,他参观了牛津、剑桥等名校,对其重视古典文化教育的做法印象深刻。从那时候起,他决心办一所与欧洲大学教育并驾齐驱的中国新式学校,在他的概念中,这应当是一个学者自由做学问的机构,是“academy”而非“college”;马相伯曾经明确提出,他做学问,办学校,无非是为“力求自主”。

  1903年,几乎是毁家兴学,马相伯变卖家田3000亩,捐献现银4万元、英法租借地8处,创办震旦学院。在他亲制的院章里,“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赫然在目。一生关心政治、身为天主教徒的马相伯,既不允许教授上课谈宗教,也不允许学生在院谈政治。1925年在

复旦校歌中出现的“政罗教网无羁绊”一句,可说是马相伯这一宗旨的集中体现。“academy”是脱离于任何宗教与政治樊笼之外,容许自由思想的地方。

  在许多学生的记忆里,这位建校时就已年届64的老校长,是一位宽容而庄严的长者。他喜欢学生提出异议,听到质疑,他越发高兴。自由讨论在学校蔚然成风。

  复旦有悠久的学生自治的传统,这一传统也可追溯至震旦学院时期。当时,马相伯自己出任学校的总教习,但对院内各类事务只作监督而已,每学期初学生选出几位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承担学校所有的管理工作,依循规章实行自治。

  1905年,当震旦发生变故时,这位66岁的老人,又与反抗教会压制的学生站在一起,在困境中支撑起一所凝聚众人希望的大学。

  震旦学院羽翼渐丰,但耶稣会企图将其占为己有的行径变得越来越明目张胆。1905年,倚仗在震旦教学的法国耶稣会士,耶稣会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取缔学生自治制度,震旦校园一下子被教会的新措施整顿得毫无生气。对于这位年轻时就傲骨铮铮,以一句“我学法国话,是为中国用的”拒绝法领馆任职的爱国老人,这事实是无论如何不能承受的。然而,身为教徒,马相伯左右为难。除对学生饮泣,他在无奈中只能“无病而入病院”。

  他或许没有想到他的治学精神早已深深影响了一群人。

  震旦学生毅然决定与马相伯共进退。在沈步洲的主持下,全体学生举行了一次讨论大会,大会是以极其民主的方式进行的,并没有因事情紧迫而改变其作风。会议结束时,沈步洲取出信笺两卷,放在讲坛两端,一为签“留”,一为签“去”,听凭大家自由决定。结果,除一人签“留”外,其余学生全都决定退出震旦,追随马相伯。退学学生带走了学校的器具、书籍、标本,并将校牌摘去。1905年9月,经过马相伯、严复和学生领袖叶景莱、于右任等人的筹措,复旦公学建立。学校定名为“复旦”,既深含“光复震旦”之意,又寄托了创建者对国家未来的愿望。

  马相伯在师生的一致拥戴中成为复旦第一任校长。他还自告奋勇,担任法文教授。在他的年轻学生的记忆中,他上课时兀自坐在讲台上,鼻子上架着大大的铜边眼镜,“口说指画,不以为苦”。

  马相伯担任复旦公学校长的时间并不长。然而就是在创办震旦和复旦的短短几年中,他培养了于右任、胡敦复、徐季龙、翁文灏、邵力子等一批中国文化的脊梁。当马相伯晚年写下“还我河山”的字句,对危乱的时局一再发激愤之言时,复旦学生正在街头发传单、演新剧,奔走呼号以唤醒中国,不能不说是由于他的精神品格的浸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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