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的生存状态

　　知非

　　近几十年来，包括教授在内的高校教师群体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风光”、“体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社会各界如此广泛的关注。他们或是作为专家频频现身各种媒体，就某些事件或社会现象高谈阔论，或是光临政府的决策咨询会议为公共政策出谋划策。作家们纷纷把高校教师特别是教授当作自己笔下的主人公，而且据说作品的销路都不错；税务部门把高校教师与其他垄断行业共同列为高收入的行业和群体；甚至大学教授的某些丑陋行为居然也会得到某些同情。短短十几年间，高校教师经历了从臭老九到穷老九，从穷老九再到目前尚待准确定位的生存状态的变化过程，真是令人头晕目眩，难辨虚实。

　　其实，客观地说，媒体所报道的或社会各界有关高校教师的议论，都只反映了某种局部的事实和表面的现象，并不能真实说明高校教师实际的生存状况。一方面，近几年来，高校教师的收入确实有了明显的增加，并且是少数几个收入增加最为迅速的职业之一，这使高校教师的职业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剧增，更多的家庭与高等教育机构产生了联系，因而，公众对包括高校教师在内的高校内部的各种现象的关注与日俱增；第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社会各项事业对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需要进一步提高，这为包括高校教师在内的专业人士“登堂入室”、在各种舞台上展现才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第四，近年来高校为提高自身综合办学实力而展开的激烈的“人才大战”，客观上为提高教师的生活待遇和工作待遇提供了契机。中国自有现代高等教育以来的百年间，目前确实是高校教师职业的黄金时期之一。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大学教授在社会各种舞台上的“风光”和“体面”并不能掩盖这个职业群体在高校内部所遭遇的尴尬境遇。众所周知，高校内部改革是这些年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方面。而在高校内部的各项改革中，推行最为有力、进展最为顺利的改革主要包括：教师聘任办法的改革、不断强化的标准化和数量化的教师业绩考核、教师的教学评价和科研评价办法的改革、教学科研队伍的定岗定编，等等。明眼人都明白，这些方面的改革主要是与高校教师群体直接相关的。其他诸如后勤社会化、教育职员制等方面的改革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是半途而废，或者已是强弩之末。

　　一些舆论指责这些改革是回避主要矛盾、拿教师“开刀”，把高校教师作为改革的对象。但是，简单地指责这些改革是无益的，毕竟教师是高校教学科研工作的主要承担者，高校的办学实力主要取决于教师业务工作的数量和质量。高校内部的改革从激发教师队伍积极性这个核心问题着手，似也自然。况且，高校内部事务千头万绪，改革总要有一个先后顺序。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教师聘任等与教师群体相关的改革措施启动在先，就认为是对教师群体的轻视。另一方面，也应当清晰地看到，高校教师群体是近年来高校内部各项改革(特别是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这主要表现在教师收入的相对增加)。

　　从理论上讲，任何一所高校的任何一位领导人都不会否认教师(特别是那些具有高级职称和被封为学科带头人的教师)在本校发展中的作用；恰恰相反，大量高校都为引进或为挽

　　或者说，高校之所以普遍运用标准化和数量化的办法考核教师的业绩，是由于许多高校领导人自身的理工科专业背景。这其实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而且不是主要原因。我以为，目前高校内部改革中普遍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根源，说到底就是高校的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对高校教师地位的模糊认识，说到底就是高校领导人根深蒂固地把教师当作管理对象的意识。而这种模糊认识和意识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限制，并且由于现行的高校内部的治理结构，因而不断得到强化，并被自觉和不自觉地印刻在相关的政策上。

　　众所周知，在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建立是国家意志的产物，而不是知识发展需要的结果，因此，从现代高等教育建立之初，它就被赋予了崇高的国家使命和社会使命。按照布鲁贝克的分类，我国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政治论而不是知识论基础之上的。加上在过去几十年间曾经实行的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高校教师在高校内部实际上长期处于与学生相似的管理对象和教育对象的地位，实际上是被当作听命于领导的群众，至多是被当作高校学科发展的工具。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这几年来高校重视教师的作用和高校教师职业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发生根本改变。

　　近年来，人们常引用梅贻琦的名言“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以说明人才在高校发展中的作用。但人们却忘记了这样一点，大师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教师群体在高校内部始终处于目前的尴尬状态，是难以从中产生“大师”的。而如果不从根本上解放教师的学术生产力，高校也难以真正履行所承担的国家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