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老师 新老师

　　合肥晚报十岁上小学四年级的时侯，正是“学黄帅、反潮流”的时期，我们常常在昨天的报纸上，用毛笔歪歪斜斜地照着今天的报纸抄下几段类似“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标题字，然后乱七八糟地贴在教室外的山墙上，以表示我们“红小兵”的战斗决心。这时，学校要给我们调换班主任，消息传来，我们不禁喜忧参半。喜的是老班主任太厉害，总是抓着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的学生的衣领把他（当然有时也有我）推搡得痛苦不堪，令人恐惧；忧的是毕竟她老人家平时对我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厉害也是因为我们有了过错才惩罚我们的。所以尽

　　可当新老师出现时，一切喜忧都烟消云散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可爱的年轻老师，从她那灿烂的笑脸上，我们看到了新老师的温柔和体贴。于是，我们又成了一位比我们整大十岁的“大姐姐”的孩子——她从教生涯的第一届学生。

　　但是，我的好心情瞬间就被扑灭了，新老师当众给了我一个下马威，这起源于我的一句话。我从校园里低垂的槐枝上摘了一朵槐花，吃了两口后不禁称赞道：“真香，既尝了鲜了，又节省粮食了。”不知谁告诉了新老师，她便一改笑脸，在班上严肃认真地点名大批了我一通，对我“用槐花顶粮食，是对社会主义的巨大污蔑”的论调进行了痛斥。那节课真是吓得我两腿发抖，觉得自己犯了大罪，就像辱骂了毛主席一样卑鄙。但我心里实在搞不明白，我就说了一句“槐花好吃”的赞美话，怎么就成了美帝国主义反华势力“企图使我们第三代、第四代变色”的帮凶呢？但再委屈，也不敢表露在外。

　　我觉得天塌了，新老师会把我看成坏学生了。不过这回我想错了，新老师很快与我冰释前嫌，又给我笑脸了，原因是我的作文常常被她当范文宣读，她又摸着我的头叫我“好孩子”了，那一刻，我觉得无比幸福。

　　后来有一天，新老师趁没人时递给了我一个纸包，让我回去认真阅读，并嘱咐不要告诉别人。我回到家，小心翼翼地打开纸包，原来是一本竖排的线装《西游记》。我吓了一跳，这满眼都是不认识的繁体字，我怎么能读呢？但老师的话是不能不听的，哪个孩子敢不听老师的话呢？于是母亲的一本旧版《新华字典》就成了手边的工具。第一天只读了半页，光顾查字典了。以后的速度逐渐加快，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囫囵吞枣地读完了并向老师交了差，母亲的字典也被我翻得散了架。

　　多年后，我慢慢长大，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慢慢体会到了老老师、新老师在当年的政治形势下所付出的良苦用心。我真幸运，小学遇到了两位优秀的班主任，她们后来都获得了“全国优秀教师”的称号。老老师郭玉秀先生成了母校的校长兼书记，新老师马玉英先生成了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兼书记。她们精心培育的桃李硕果一茬又一茬，开遍了整个地球村。

　　我能写出一些文章，认识大量的繁体字，出版了自己的书籍，成了省作家协会会员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都与我小学的两位恩师的辛勤栽培是分不开的。所以每到春节的那一天，我必带上女儿去拜望她们，轻声地重复着一句话：“老师过年好，您的孩子来给您拜年了，您孩子的孩子也来了。”

　　高琦

　　（来源：合肥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