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号在多哈会议上举办了部长高级别对话会，讨论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大会(UNFCCC)下的温室气体减排中市场机制的角色。大会由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特恩主持，参加讨论的有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澳大利亚气候变化和能效的国会秘书，清洁发展机制(CDM)政策对话小组副主席，欧盟高级官员，格林纳达国家环境部长，德国代表，日本环境部长，南非代表，英国私人部门代表和C-Quest资本集团总裁。

　　高级别的对话座谈会观点鲜明，有不同看法的交流，对市场机制的角色和定位作了阐述，讨论目前市场机制所遇到的挑战以及未来的作用。美国没有派代表参加，因为美国不是《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历来对《京都议定书》中CDM机制不感兴趣，美国国内碳市场的发展一波三折，目前只有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几个州开展了碳市场交易活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大会下的《京都议定书》有二个市场机制措施，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约(JI)。此外，碳排放交易体制(ETS)，俗称碳市场，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大会约束之外。温室气体减排采用市场机制的手段，其目的众所周知，就是在达到减排的目标时，使社会付出的总成本最小化。市场机制所带来的其他协同效应较多，例如促进能效提高，发展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推动低碳技术的研发、示范和应用，消除贫困，促进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

　　碳市场交易(ETS)不是自动的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起到作用，而是间接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总量目标确定下，排放总量并没有减少，而是成本最小化。但在一个时间尺度上，可以将总量控制的目标逐年降低，可以完成政府设定的阶段减排目标。碳市场基本上是以国家市场为主，也可以相互联接，组成国际市场。主要的排放国家都可以在碳市场的交易中使总成本减少，但不一定所有的国家都能够达到减少成本的目的。目前建立碳市场交易的国家有欧盟、澳大利亚、南韩、日本、中国和美国加州等。碳市场也可以细分为地区、市和部门交易市场，欧盟在碳市场的培育上已积累了不少经验。运转多年后，碳市场可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二氧化碳近几年排放下降了10%，但是GDP上升了40%。因此通过市场的机制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可以不影响经济的增长，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澳大利亚的碳市场现在已扩展和包括航空等部门等，以增加交易量和保持价格在较高的水平上。澳大利亚的碳市场正与欧洲的碳市场相衔接。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的产物，受到欧盟和许多国家的追捧，认为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的市场手段，CDM的进展在前十几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的主要功能是，在发达国家承担减排的目标上，会有较高的减排成本。CDM允许发达国家到其他减排低成本的国家去，通过投资和技术合作，取得的碳排放量由双方协商确定分成。发达国家可以拿这些国外减排量来抵消其减排目标的要求。在CDM开展的十几年中，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扩展到许多发展中国家，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技术应用以及能力建设。在CDM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减排信用证(CER)等衍生品，CER视为一种二氧化碳减排交易量凭证。CDM可以推动私人部门的投资，积极的参与温室气体减排。

　　联合履约(JI)也是《京都议定书》的产物。是在《京都议定书》有减排承诺的国家之间采取共同行动，减少总成本的支出。他们有资格转让和获得“减排量单位”(ERUs)，并用之作为他们减排目标的一部分。联合履约的项目进展上不如CDM，项目少，资金投入少，减排量也少。

　　根据UNFCCC的CDM执行小组在多哈会议上的报告，截至目前全世界81个国家有超过510个CDM注册项目，约10.8亿吨二氧化碳信用证签发。大部分CDM项目都落在中国、印度、巴西等国。CDM产生的效益包括，到2012年底，有2150亿美元的CDM投资，其中220-430亿美元是国外投资。CDM项目促进了绿色发展，鼓励了技术转让，有1.1亿千瓦装机的可再生能源是CDM项目。在CDM管理方面，改善了管理效率和透明度，基准线标准化，统一了方法程序。CDM项目的管理保证了环境问题的整体性，提高数据的准确性，防止重复计算。使各利益相关方更好的参与CDM项目，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享受到CDM项目的好处。

　　尽管UNFCCC的CDM项目有了许多进展，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京都议定书》第二期只有欧盟、澳大利亚和少数几个国家作出承诺，其他的发达国家退出《京都议定书》第二期。因此在多哈大会上，许多国家认为，没有参加第二期的国家不能继续享受《京都议定书》中所确定的市场机制中的益处。许多发展中国家抱怨， CDM项目中并没有带给他们太大的益处。

　　世界经济衰退对上述市场机制造成了双重的严重影响。一是投资意愿低迷，不愿意将投资投到减少二氧化碳的项目上。二是二氧化碳的需求不旺盛，导致碳市场的价格迅速下滑90%，引起了投资者更大忧虑，造成恶性循环。目前欧盟碳市场的二氧化碳供应量大于碳市场容纳量。建立有碳市场的发达国家，没有承诺较高的减排雄心，消极的政治意愿促使碳市场降低了需求量。没有需求就没有市场。现在没有任何激励政策可以用来刺激和起到对碳市场的救市的作用。国际气候谈判的缓慢进展进一步打击了碳市场的信心。碳市场价格和CER交易价格是重要的市场信号，对国际气候谈判的约束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很敏感。如果谈判进展的顺利，有雄心的高目标的约束，碳市场的价格就会做出反应而上扬，从而提振市场的信心。碳市场价格低，也使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意愿迅速降温。如何创造二氧化碳市场的需求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显然国际气候谈判是很重要的风向标，国内如何增加需求量也要靠较高的减排目标和实施力度的支持。

　　CDM与碳市场的连接问题值得研究。CDM设计初衷只是作为排放抵扣的手段，现在应该考虑如何扩大CDM的作用。目前建立碳市场的发达国家不多。欧盟担心欧洲碳市场太小，不能容纳所有的CER，有条件地限制CER供应量，近期要大量减少CER和其他供应量。但今后每年3亿至5亿CER是可接受的。欧盟不太同意将其他国家(退出《京都议定书》第二期)关闭在CDM利用之外，限制了需求量。欧盟认为，部门方案是许多单个CDP项目的捆绑。在碳市场的开放中，部门的方案被提及，例如航空、航海和钢铁部门等。欧盟航空ETS做法，遭到许多国家的批评和抵制。部门方案的全球交易方案，应通过全球性的组织进行磋商，在气候变化公约的指导下，得到各参与方的同意才能行动。否则单边行动，增加收费和征收碳关税，会引发各方的争议、分歧和贸易战。

　　碳市场和CDM的发展遇到了整个气候环境变化的新挑战。《京都议定书》第二期和2020年前中期减排目标的低水平(美国和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第二期的其他发达国家)都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如果减排的目标很低，不会创造二氧化碳市场的高需求。《德班平台》一方面谈判2020年以后的新气候变化条约，不会对目前的碳市场机制有重大影响。在《德班平台》的另一条线讨论2020年前的减排雄心就显得很重要。在提高需求上，《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救不了CDM和碳市场，《德班平台》估计也很难做到，CDM和发达国家的碳市场会长期低迷。CDM如何自救，恐要大费周折。

　　碳市场机制和CDM能够鼓励和刺激私人部门的投资。没有私人部门的投资，就会缺乏足够的资金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如果碳市场和CER价格信号过低或失灵，使投资者感到有太多的不确定和风险，从而望却止步。碳市场繁荣，投资者愿意将CER视为一种保值货币在将来使用；碳市场低迷，就会使CER的价值大大缩水，价格下降。高质量的CDM和CER也是鼓励私人部门投资的必要条件。CDM和碳市场如果失败和消失了，它将很难再次说服私人部门投资者投资减碳项目。绿色气候资金的建立有助于碳市场机制的运行。绿色气候资金可以与私人部门投资共同开发CDM项目和碳市场交易。其他有关国家的金融机构，如果能作为CDM项目或其他减排项目的担保，也能促进碳市场的进一步发展。CDM和碳市场发展了，绿色气候基金的一部分资金来源也稳定了。

　　解振华副主任在讨论中介绍了中国在建立初步碳市场方面的一些做法和意见。由于碳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中国刚刚开始进行试点，有的做法和设计也尚未成熟。解振华副主任指出，第一，建立碳市场要有高的严格的减排目标，政府也应该制定激励的政策鼓励碳市场的建立。第二，要提高减排的力度，才能促使碳市场开展交易。全球需要通过减排力度的增加来提升二氧化碳的减排量，碳市场的效能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出来。第三，参加减排的国内企业之间，差别越大，动力越足。中国各个地区差别很大，这可能会提供强大的动力，促使碳市场的发展。政府在碳市场初期，要合理的设定交易范围，交易要充分。第四，通过碳市场交易，成本应该是减少的，这样碳市场才能够有吸引力。全球的碳市场和CDM的市场都应该在以后的碳市场发展中予以考虑。第五，各国市场有不同的激励政策，鼓励节能和开发可再生能源。例如中国实行阶梯电价，排放高的企业实行差别电价，造成一种需求。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是降低二氧化碳的主要措施。中国正在考虑把植树造林和其他减排措施纳入交易市场的可能。

　　在研究和建立碳市场的时候，有几个重要的因素是应该考虑的。第一，要设立全球的或国内的高约束二氧化碳减排的目标，才能创造高的市场需求。无论是CDM或者是碳市场的发展，都与国际的气候变化谈判息息相关。第二，碳市场价格应在合理的区间运行，这样才能鼓励投资者投资减碳的项目。随时观察碳价格的波动，采用政策和激励措施来稳定碳价格。第三，市场机制要有开放性，能够与其他市场机制和其他碳市场相连接。第四，建立严格的碳市场规则，例如市场准入、市场监管、数据搜集的准确性、NRV、碳注册、第三方核实以及惩罚措施和严格实施条例。第五，气候变化应对中，市场机制是辅助和补充，不是万能的。政治意愿才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