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振华

　　坎昆明媚的阳光和迷人的加勒比海滩，并没有给气候谈判带来好运气。

　　当地时间11月29日上午10点，联合国气候谈判第16次缔约方大会(COP16)在墨西哥坎昆开幕。UNFCCC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在开幕致辞中使用了4次“妥协”(compromise)一词，来强调达成“平衡的一揽子”成果的必要条件。

　　菲格雷斯说，在京都议定书和长期合作双轨谈判中，有一系列牵涉政治的议题，还没有从相互的妥协意愿中得到破解。“我急待你们来解决”，“一条布满破洞的毯子是无用的，而这些破洞只有靠‘妥协’来填满。”

　　而一个小时前，欧盟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康妮·赫泽高在布鲁塞尔警告说，如果坎昆不能达成“平衡的一揽子”成果，则“一些缔约方有可能对联合国谈判进程失去耐心，转而考虑其他选择”。

　　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在当天皆高调宣称，希望将《哥本哈根协议》升级进入缔约方大会决定，或是作为谈判基础，而这为发展中国家所不能接受。

　　哥本哈根会议至今，联合国多边气候谈判正在遭遇最严峻的生存考验。而从哥本哈根开始成为焦点的中美交锋，也将在坎昆再次成为重头戏。观察人士称，美方可能仍将抓住减排透明度问题纠缠，试图要求中国将所有国内减排行动都执行“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核查。这与中方一贯主张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承担减排义务上必须遵循的“相同而又有区别”的原则相悖。

　　30页主席建议

　　缔约方对坎昆会议预期的普遍调低，致使谈判并未有效展开。双轨制谈判的工作组之一、《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AWG-KP)仍旧止步不前。

　　而另一工作组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AWG-LCA)却又多了一份30页“妥协”版本的主席建议，名为《可能的成果要素》。此文本在开幕第一天即公开给予讨论。建议由此工作组主席撰写。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能源与气候项目经理杨爱伦对本报说，此主席建议的性质与哥本哈根会议时的“丹麦文本”不同，并非“空降案文”。中国在坎昆会议前的11月23日已表态说，反对以任何未经缔约方充分讨论和认可的“空降案文”作为谈判基础。

　　但在29日下午的LCA工作组会议上，多方表示不接受这一主席建议。杨爱伦说，这并不完全代表缔约方反对这份文本，现在反对的原因是各方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度，用意是让自己有更多谈判空间和灵活度。

　　此主席建议并未列明全球长期减排目标和发达国家减排比例等关键议题，而说明了对资金支持的要求：新的、额外的、充足的和可预期的。温控目标模糊了1.5度和2度的分歧，只简单说将目标定位在“远低于2度”。

　　在此建议中，主席希望协调各方立场，需明确对发达国家减排的“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核查，以及对其资金、技术支持也要进行“三可”。针对发达国家所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透明度问题，案文没有将分歧议题“国际磋商和分析”(ICA)机制写入。

　　在对减排的资金支持方面，该建议重申了需开启一个针对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和1000亿长期支持资金的运作机制，但在如何管理资金问题上列出选择。

　　选择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下建立一个基金，或是建立一个新的基金；在《公约》资金机制下进行管理，或者建立一个新的管理委员会。

　　该主席建议还提出，新基金应该在一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间人数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管理委员会。对此，杨爱伦分析说，由于发展中国家数要比发达国家约多出一倍，这意味着只能有一人代表两个发展中国家，这也会造成分歧。

　　中美妥协的可能性

　　大会第一天，中国代表团未召开新闻发布会，美国、欧盟的代表团都在下午亮相。从哥本哈根开始成为焦点的中美交锋，在10月的天津会议上已愈趋激烈；美方抓住减排透明度问题纠缠，试图要求中国将所有国内减排行动都执行“三可”核查。

　　杨爱伦说，如果美方的目标达成，则中美将在事实上执行相同的减排透明度，这将抹平“相同而又有区别”的原则，这也是中方不希望看到的。

　　美国气候变化副特使乔纳森·柏辛29日下午的表态却显示出相互理解的意味：中美关系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是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是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都有很多的资源和能力，以及复杂的国情。

　　“我们过去几个月就分歧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努力解决。这也是我们取得的进展。”柏辛说，“我们将进行严肃的讨论来找到共同立场，来达成共识，我认为这很有可能实现。”

　　但是一位NGO人士对本报说，美国势必在坎昆会议上再次对中国发难，并用提供资金支持为交换条件，继续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减排透明度。

　　“美国的这个算盘很可能要落空。因为他们希望联合急需资金支持的非洲国家来对中国施压，但这种交换条件已经受到非洲国家和NGO的反对，转而批评美国的国内减排行动缺乏透明度。”这位NGO人士说。

　　中国的妥协计划目前亦未可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11月23日表态说，各国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大家在一个总体目标之下，都应该做出相互的妥协。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一个大家都不满意，但是都能接受的结果”。

　　NGO已经为中国在坎昆的“妥协”设计方案。国际环保组织WWF在其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建议说，中国在坎昆应该重申40%-45%的碳强度目标，并且在国内尝试更高的50%目标。

　　WWF说，除了接受国际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国内减排行动(NAMAs)需要经过国际MRV之外，对于自主的NAMAs也要在最大限度上接受MRV。

　　NGO联合组织CAN11月29日也说，中国应该在国际谈判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而不是仅仅不停地对外界的指责加以驳斥。

　　“中国应该就ICA问题提出自己的方案，同时应该要求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对其自身国内减排行动承诺适当的MRV。”CAN说。

　　坎昆的“妥协”

　　坎昆注定无法承担更多。UNFCCC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29日说，坎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坎昆需要让解决问题的雄心活着。一位NGO人士解释说，就是要保住联合国气候谈判的多边机制不至于崩溃。

　　摆在缔约方面前的局面已然很糟：双轨谈判远不尽如人意，美国气候立法失败导致其在国际谈判中毫无关键作为，欧盟也忙于处理内部经济事务而不再充当领导者，现有减排承诺和实际需要的差距巨大，实现温控目标2度的时间窗口也正在关闭。

　　绿色和平(美国)法律事务总监凯尔·艾什对本报说，由于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控制众议院，美国的气候立法将在至少两年内沉寂。“原先众议院通过的气候法案，也随着中期选举而寿终正寝。”

　　甚至，坎昆会议在最后时刻还邀请了包括印度总理辛格在内出席领导人峰会，但是到者寥寥，辛格也因忙于印欧峰会难以脱身。

　　环境政策智库美国WRI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詹妮弗·摩根对本报分析说，坎昆会议的决定应该在建立技术转移机制、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框架、减少毁林及森林退化机制和创立一个资金机制上有所突破。

　　而诸如发达国家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法律约束性和减排透明度等关键议题则几乎无人期待会在坎昆得到结果。

　　杨爱伦认为，现在《京都议定书》法律约束性的问题可能有三种选项。一种是寻求法律约束性的手段，而不是协议。

　　第二是对法律约束性的生效时间做出模糊化处理，同时也无法将所有发达国家囊括进入。目前，日本和加拿大已明确表态，将退出《京都议定书》；俄罗斯也称要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才会考虑继续保留。

　　第三种情况是发展中国家最不希望看到的所谓“京都+”模式，即将所有缔约方，包括发展中国家都纳入《京都议定书》的法律约束性中。

　　当将近200个《公约》缔约方重新开启年底两周的气候谈判，以及包括来自NGO、商业团体、研究机构等在内共约1.5万人聚集在坎昆时，约两个月前定下的调子──“平衡的一揽子”成果变得万众期待。

　　前来参会的丹麦气候与能源部长菲瑞斯29日说，当大会12月13日结束时，很多国家将进入圣诞假期，“我们不希望到时圣诞树上空空如也，没挂一件礼物吧”。

　　“我对坎昆的前景持一个审慎的态度。相比哥本哈根会议，坎昆会议可能会更艰难。它或许只能达成一些很有限的成果。”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