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 3rd, 2010

　　阿姆斯特丹机场的二十四号登机口，在走道的尽头。我的耳机里放着一首歌：Nothing happened。

　　距哥本哈根的热火已有一年。

　　先是诺贝尔和平奖风风火火的搬给了巴拉克•奥巴马，算是对其在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国际事务上开了空头支票而提前表扬，甚至有人说这样总统大人便有可能在十二月去奥斯陆领奖顺便绕道哥本哈根，继续给全世界带来惊喜。随后中国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了承诺目标，让世界意外，并开始嘀咕各种满意与不满意。40%-45%的单位GDP一换算成绝对量成了70-80%的增长，发达国家发现自己费劲减的膘都贴到了中国身上——当然，前提是中国GDP保持预想的增速。这个承诺也让中国人自己意外，不过好歹减排压力从十一五就开始了，虽然还是“迫不得已”干了关厂停电的事。

　　哥本哈根谈判在全世界环保组织的煽乎中带着历史的使命，最终揭开的却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矛盾，以及殖民时代和资本主义全球贸易不公的旧伤。此外，人们注目的还有中美两大排放国的对掐。对了，还有奥巴马，各位期待的奥巴马同学，如期带来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但最后却太过“积极”的牵头搞密谈，促成了一纸无力的哥本哈根协议。

　　中国也因此遗毒，在后哥本哈根的序幕拉开以后，仍被指责包围。不过多亏了外交部的软文，国内人民一直蒙在谷里。

　　后哥本哈根的序幕还包括一系列对气候科学的质疑。“冰川门”，“亚马逊门”直指IPCC权威性。但几个月后更严肃的调查报告出来肯定IPCC科学性时，公众注意力已人走茶凉。跟国外许多气候变化怀疑论者背靠石油大财团不同，国产的怀疑论者则带着更多阶级情感，而且简直是志愿劳动，让我想起哥本哈根的寒风里留着鼻涕向我递传单的兄弟，那上面写着，气候变化大谎言云云。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阶级有别，国内外的阴谋论呈现出不同的版本(发达国家钳制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理论并不在国外流行)，尽管证据大可共享，却由此缺乏团结统一，远没有呼吁应对气候变化的组织有规模有气势。

　　但是另一个不幸值得双方公关部门注意。怀疑论者和阴谋论者在严肃出版物和气象学术圈里缺乏围观，反成就了他们与和公众的零距离。加上情绪饱满——毕竟揭露阴谋更令人精神振奋，而且公众也进化了：他们不再跟着教徒们一起唾骂提出日心说的哥白尼，而是现代“哥白尼”的同情者，虽然“哥白尼”并不总是对的。连搞经济的郎咸平先生也加入反对方的队伍，收录了相当规模的粉丝队伍。包括我妈——当然这绝对也有我老不回家的责任。

　　于是，我在一回采访某著名气象研究员时问：“您怎么不跟郎咸平辩论嘛？”人家温和地说：“我不跟他争，他是外行。”令唯恐天下不乱的我大失所望。

　　过去的一年，在互不相让的谈判中，在金融危机人心惶惶中，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到新的记录——386.8 ppm，离280-320ppm的正常范围又远了一些，而贡献了地球大气一半氧气并吸收二氧化碳的海洋浮游生物跟1950年相比，已死去了40%。

　　相对哥本哈根，坎昆会议的低调，有人说是理性了，有人说是失望了。国内除了几个网络媒体还出于惯性，费劲的拉扯起报道队伍，一般的报道规模已经不给力了。我也欣欣然的转向更伤害级别更高的环境问题，迎向读者的迫切眼神。

　　所以当我跨了半个地球，到离我魏公村的家两万公里的坎昆报道一场马拉松式谈判进程的一个小节点，我心情有点复杂。我承认谈判和全球行动背后于人类文明变革的意义，但我短暂的生命和有限的智慧却更有可能消磨在为了搞清议题而埋头于术语组成的文本，和挖掘令人有耐心读完的无趣消息以至于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