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失败”的气候峰会没有突破绿色气候基金的设立挣回一些脸面。

中国用行政和经济手段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各方为利益博弈现象很严重。新华社发

　　◎面对发达国家的立场倒退，作为发展中国家利益代表的“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顶住压力。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再次成为焦点人物。

　　◎必须清醒看到坎昆这种逢低反弹，是基于哥本哈根峰会惨败的对比的结果。而对原则的坚持，不能说是有突破，只能说没有倒退。

　　◎经历了六个小时的延期后，美国在最后一刻妥协了。“绿色气候基金”终于设立，以筹集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行动所需的资金。虽然这个共识还只是一个框架，但符合了人们在会议之前对坎昆的预期。

　　坎昆会议终于达成了共识。最后，掌声淹没了一切分歧。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倦意。

　　然而，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的那样，“必须清醒看到坎昆这种逢低反弹，是基于哥本哈根峰会惨败对比的结果。而对原则的坚持，不能说是有突破，而只能说没有倒退。”

　　事实上，就在会议结束前48小时，气氛依然剑拔弩张。坎昆会议不得不延期结束。

　　然而，很多人内心都感觉到，信心———曾在哥本哈根被粉碎的信心———的回归，才是坎昆会议最大的收获。

　　不要让后人记住我们的自私

　　一年前，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在漫天风雪中落幕。有国际评论家称，国家利益的博弈超出了人类的共同命运。哥本哈根将成为人类的“耻辱柱”，将人类的贪婪与自私暴露无遗。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地处热带的坎昆小城今年却显得异常冷清，悄无声息。而此次坎昆会议的会谈级别也与去年的首脑峰会不同，被“降格”为部长级，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国家元首将不再出席，参加谈判的代表人数也由去年的3.5万人降为1.5万人。

　　媒体认为，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气候大会的期望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普遍对坎昆会议达成协议的信心不足。哥本哈根峰会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一种观点，即各国政府对改善气候变化严峻局面已失去了动力。

　　为了挽救全球气候谈判的未来，坎昆会议主办方墨西哥一年多以来，积极协调各方立场，希望能够达成协议，重建谈判各方信任，恢复国际社会对于达成气候变化协议的信心。

　　开幕式上，墨西哥播放了煽情的宣传短片。片中，是一张张被双手和布带遮住的脸，孩子们对瀑布、海鸥、沙滩、晚霞等优美的景色视而不见。短片中的字幕与旁白提醒各国的谈判代表，“你们也有子孙后代，现在你们长大了、手中有权力了，但不要忘记儿童时的梦想、不要蒙上自己的双眼，请采取行动确保这些美丽的景色得以继续保存，别忘记你的诺言，别忘记你的孩子”。

　　短片舒缓的旋律令人感动，它一再提醒曾经的诺言，而不再是督促大家作出更多的承诺。

　　开幕式上，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呼吁各国的谈判代表，超越本国利益、集团利益，通过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来缩小脆弱地区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走绿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之路。最后，他直截了当地说：“不要让后人记住我们的自私”。

　　保卫《京都议定书》

　　果然，谈判进展得并不顺利。

　　会议初期，各国代表在讲述气候异常的危害时，会议气氛仍相当平和，至少这时所有人的立场还是一致的。但若是讲到资金、技术等核心问题时，场面则变得尴尬起来。尤其是减排，这个绕不开的坎，多次让会议走入僵局。

　　“Never!”这个词在外交范畴中接近于禁语，这意味着不妥协、没余地。而日本代表在会议开始后不久便抛出了第一个“Never”，他主张终结以《京都议定书》为基础的碳减排框架，随后又在技术、资金等问题上严词拒绝。日本的强硬立场受到与会代表的抨击，坎昆大会组织方不得不为他“颁发”一个当日“化石奖”———以讽刺阻碍谈判进程国家的“化石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正是1997年在联合国京都气候大会上由日本主导通过并以京都命名的协议，如今却面临着被日本亲自葬送的危险。

　　随后，与日本同为“伞形国家集团”的加拿大和俄罗斯随后也相继发表声明，不愿就2012年以后第二阶段碳减排作出任何承诺。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美国不仅长期游离议定书体系之外，在此次大会上的立场也出现了倒退，将履行减排承诺与国内立法相挂钩。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立场在于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肢解《京都议定书》，用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来取而代之。

　　面对发达国家的立场倒退，作为发展中国家利益代表的“基础四国”(中、印、巴西、南非)顶住压力。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再次成为焦点人物。

　　四国在会议期间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表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得到认可、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快速启动资金得到注资以及在技术转让问题上达成基本协议之前，基础四国不会支持达成协议。

　　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会议的决议，最终还是捍卫了京都议定书这条底线。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坎昆会议的决议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小胜利。但也有观察家忧心忡忡地提出疑问：即使京都议定书保住了，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

　　来之不易的绿色气候基金

　　资金问题是另一个难谈拢的问题。

　　据政府间组织“南方中心”执行主任许国平表示，资金问题最为关键，本次大会最需要“建立气候资金”的表态。他强调，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问题上有很多关键细节有待澄清，例如这笔钱具体如何分配，以及哪部分资金是按照有关协议原则属于新创立和增加的部分。

　　绿色和平组织资深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雁表示，当时谈判形势比较严峻，在外界之前普遍认为能够取得成果的气候资金问题上，遭遇了来自美国的阻挠。

　　当时，在拒绝提高本国减排目标、置身于议定书之外、也无国内立法的情况下，美国代表大肆指责其他国家做得不够。这引起了会场内外的公愤。主要非政府组织已纷纷将美国列为阻碍大会达成成果的“罪魁祸首”。

　　李雁说，美国主要是对气候资金的管理和其他国家有很大分歧。她表示，美国主要还是想争夺这笔资金的“发言权”，拒绝将资金置于联合国系统的框架下。另外，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也有很大保留，和发展中国家的预期有不小差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因美国而扩大。

　　据李雁透露，12月9日凌晨2点左右，前一天的谈判才基本结束。谈判代表们眼睛都红了。同时，多场记者会被取消，也显示了谈判的紧张状态。

　　经历了六个小时的延期后，美国在最后一刻妥协了。“绿色气候基金”终于设立，以筹集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行动所需的资金。虽然这个共识还只是一个框架，但符合了人们在会议之前对坎昆的预期。

　　赢回失落的信心

　　有媒体指出，坎昆会议只是一个“各方都不太满意，但都能接受”的结果。协议在气候资金、技术转让、森林保护等问题上都取得了一定成果，虽然坎昆会议并不完美，但毕竟为重建国际社会对于气候谈判的信心迈出了重要一步。

　　议案通过之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在达成共识之际，很多代表都已经一脸倦容，就连多次蝉联“化石奖”的美国、日本代表也无力再争吵。这时，玻利维亚代表突然反对，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几十分钟。他说，“比如关于资金，来源还不清晰”，“巴厘路线图”提到了几种资金机制，但这个文案里只提出了发展碳市场，没有提到除了碳市场以外的其他选择，比如税收和补贴。

　　这时，危地马拉代表站起来说，“很简单，我们要这个协议，我们要它通过，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停止争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危地马拉代表的发言让大会主席很是宽慰，台下响起一阵噼里啪啦的掌声。

　　会议结束后，大厅里面还有很多人。欧盟气候委员康妮还在接受采访。她说，坎昆不能失败，虽然现在还只是一个共识，欧盟要继续推动，到明年我们要延续《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黄惠康也接受了记者的集体采访，谈及坎昆共识的意义，他说第一就是赢回了在哥本哈根失落的信心，第二是为南非会议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在资金问题上，协议的内容基本比较完备。在快速启动资金问题上，已经载入2010到2012年发达国家需要通过“国际机构”提供300亿美元，这笔钱将主要提供给相对脆弱的发展中国家。

　　坎昆终于在波澜不惊中达到了平衡，但诸如《京都议定书》存废等关键议题仍然没有解决，留给了南非会议。

　　北京大学教授、环境政治领域学者郇庆治：

　　“基础四国”和欧美竞争态势更明显

　　南方日报：欧美国家的经济复苏没有完成，是不是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该在坎昆会议上有更多的声音呢？

　　郇庆治：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应该是左右会议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因素。中国、印度和巴西所在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在近20年的发展中，越来越表现出和欧美国家之间竞争的态势，发出的声音也越来越强大而有力量。

　　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我认为发展中国家还没有主动担负起世界性领导作用的意识。坎昆会议达成的协议只能说是低层面上政治妥协的结果，表达了各国有这种政治性的意愿来应对全球气候问题，但在短时间内很难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

　　南方日报：相比之下，印度在坎昆会议上异常活跃，此外巴西也表现积极。

　　郇庆治：印度和巴西目前的经济状况比较好，特别是巴西，经济增长快，从经济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很小，可能比中国还小，压力不大。它们希望通过和西方的绿色合作受益，谁也不想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受欧美压力最大的一方，这是策略的考虑。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民良：

　　中国改变能源结构减排45%没问题

　　南方日报：《坎昆协议》在长期资金问题上，决定“按比例增加额外的、可预期的以及足够的资金提供给发展中经济体”，并承诺发达经济体应在2020年联合募集1000亿美元用于发展中经济体。那么从长期来看，我国对获得这笔资金支持的预期如何？

　　周民良：从协议文本来看，中国应根据相关程序拿到这笔资金的一部分。我国生态脆弱的地区很多，目前西部地区也有一些生态补偿的试点，希望改变这些地区的面貌。如果《坎昆协议》能良性运作，使中国的生态脆弱地区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支持，那么我们除了拥有本国财政资金投入外，也能通过和国外资金的捆绑利用，达到好的效果。

　　南方日报：依目前情况，欧盟承诺到2020年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减排20%；而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发达经济体整体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0%以上。这样的诉求差异怎么平衡？

　　周民良：发达经济体整体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0%以上是要付出相当大努力的。在国际共识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起点不同，前者人均碳排放很高，使用的产品规模也大，比如一家有两辆汽车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毋庸置疑，发达国家该更多地承担减排任务，同时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示范，把先进的减排技术扩展到发展中国家。

　　南方日报：去年底，我国公布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并将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这个目标的实现会很艰难吗？

　　周民良：我国未来能源供给结构发生变化，减排45%是没问题的。在新能源中，比如核能、水电等清洁能源会占相当多的部分，它们不占碳指标。现在我们在大力提倡有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新兴产业，结构性地减少单位二氧化碳的排放。此外我们还能实现传统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淘汰，通过行政和经济的手段让这些产品逐步退出市场，这也对整个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有帮助。但是目前对耗能高效率低行业的调控做得非常不够，比如房地产业，在政策博弈方面，大家利益相差很大，反对声音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