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超

　　47岁的贺业才皮肤黝黑，这个来自山东烟台牟平姜格庄镇南松村的普通渔民，为了主张自己的权利，一大早坐飞机赶到了北京。

　　“康菲石油这个外国公司咋就说污染就随便污染中国的海洋？”老贺操着一口浓重的胶东口音。

　　距离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已经过了快5个月，康菲石油和中海油对渔民的赔偿还杳无音信。牟平的渔民们坐不住了。在国家海洋局聘请律师起诉康菲的同时，民间的自救渠道也在建立。

　　今年5月，贺业才买了2000万粒海湾贝苗，合计可以出1.7万多笼鲜贝，但6、7月份鲜贝大量死亡，9月只剩了3000多笼。

　　他还买了300万粒栉孔贝，合计能出1500笼，现在只剩了60多笼。而剩余的鲜贝，生长状况也不佳。“9月份的时候鲜贝直径才一厘米半，如果按照往年，应该长到4厘米。”贺业才说。

　　“买两种苗花了我16万。”贺业才说，加上雇佣工人的费用和燃油，直接损失20多万元。他算了一笔账：按照往年的收成，差不多总收入在120万元左右，而今年的收入，只不过10多万元。

　　大窑镇西山北头村的曲宝证的直接损失更大。他告诉记者，买了5400万粒苗，平均每粒苗0.008元，苗钱就是43.2万元。他雇了15个工人，每人每月3000元，这四个月的损失就是18万元，燃油消耗1.6万元。而他今年仅仅收获了768斤鲜贝，每斤买25元，收入不到两万元。去掉收入，他的直接损失大约是60万元。

　　咽不下这口气，牟平的这些渔民联合起来，找到了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一直关注渤海溢油事件的律师贾方义和郭乘希。

　　8月初，贾方义已经向青岛海事法院、天津海事法院以及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针对康菲公司和中海油的环境公益诉讼，要求中海油和康菲石油设立100亿元的赔偿基金，进行生态赔偿和恢复；随后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国家海洋局行政不作为。

　　贾方义和郭乘希在9月和10月两次到牟平取证，代理了牟平30户渔民的共同诉讼，起诉康菲公司和中海油。根据贾方义的计算，这30户渔民的直接经济损失为2000多万元。

　　贾方义称，将在11月18日向青岛海事法院递交起诉书，诉讼请求有两个：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承担溢油事故环境污染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合计约715万元；请求判令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为什么不找当地的主管部门？贺业才说，当地主管部门让他收集证据，但最后也没了下文。

　　渔民并不需要举证，贾方义说，在这个事情上是“举证责任倒置”。

　　据他介绍，法律规定环境污染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原告只需对被告实施或可能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原告受损的事实进行举证；被告须对其所实施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和免责事由举证。

　　11月11日，国家海洋局公布了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事故原因调查结论。调查结果显示，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在蓬莱19-3油田生产作业过程中违反总体开发方案，制度和管理上存在缺失，明显出现事故征兆后，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由此导致一起造成重大海洋溢油污染的责任事故。

　　从2000年至今，贺业才一直靠渤海吃饭，养了11年鲜贝，“只有今年倒霉，产量最低。”南松村有养殖户7户，他的规模不大不小。

　　“我养了这么多年，还稍微有积蓄，那些贷款养殖鲜贝的更惨。”贺业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