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希·扎西多杰：从家乡寻找“环保灵感”

　　冯永锋

　　认识哈希·扎西多杰的人，都叫他扎多。他其实也这样称呼自己，如果你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会在电话那头说，“我是扎多”。2010年4月份，青海玉树发生地震后不久，我给他打电话，他就在电话那头说：“我是扎多，玉树准备在灾后重建时，建设成高原生态城。很多人为此浮想联翩，我正在收集各种各样 的想法。如果你的想法能够从尊重玉树本身特点去把高原生态城生长出来，那么请你尽快把它发到我信箱中。”

　　认识扎多好些年头了，记不起哪一天认识，也不确定他显现的变化是不是真的那么准确。这一两年，他似乎益发的安静了，退缩了，他更喜欢回望家乡， 他发现家乡才是环保的智慧之源。他经常在那嘟哝说，很多事情，其实都不是我做的，是当地人自发生长出来的。他又在那说，我越来越相信，我的家乡，其实有最多的环保灵感，要想环境保护，根本不需要世界漫游，到处取经，你只需要回到家乡，听听老年人在说什么，看看中年人在做什么，猜一猜年轻人在想什么，你就很快明白，你有很多事情可以马上去做。

　　也许我们该想一想，世界对青藏高原的影响

　　2010年10月28日，中国最著名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传来悲伤的消息，自然之友的创会会长梁从诫先生，于这一天下午4时在北京世纪坛医院告别人世，享年78岁。

　　11月1日，哈希·扎西多杰赶到了北京，准备参加第二天举行的告别式。11月1日晚上，他写了一篇不长的悼文《致梁从诫老师》：

　　平措扎西来电话说您已经走啦！我一直听说您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有一次嘎玛告诉我您老不知什么原因显得一下苍老了许多，应该找机会去看一下。还有 一次好像是李波告诉我说您出门后找不回家啦。后来平措扎西去看您和方老师回来告诉我：您已经好好不认识人啦。我一直给自己说早应该去看一下啊！可是一直到 今天只能以这样的方式送别？！ 

　　其实这期间我不知道去了多少次北京？总是没有好好思量过自己这些年的历程，没有细想您、杨萍老师、唐锡阳老师等长辈和一批珍爱自然的朋友们的支持及启蒙，我总是那样地执迷于一些标签和自我的陶醉，以至于漠视基本的情感必然！所以今天只能以这样的方式送别？！

　　此时，我一幕幕地想起您！想起您带着“自然之友”的同仁们亲赴可可西里时，不幸全部人马因车祸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情景；想起您带着我们游学德国自 然保护实践的旅行；想起我们俩同睡在我们的德国家长家里那张大床上，我给您谈草原、谈牧民、谈牛羊的夜晚；想起和您及自然之友的同事们一起吃饺子的温暖； 想起您召集“自然之友”的理事们，专门题写词语鼓励我自信和勇敢的场景；想起您和方老师在机场拥抱亲亲的情景……

　　此时，我不知道您要去哪里？我不知道您还会不会轮回地球生命？不知道您还依然要骑那辆自行车？但我确信您会坦然选择的！

　　您走后，地球依然会越来越充满各种危机！各种灾难相互叠加无常而又频繁地波及我们每一个角落！没有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幸免遇难和拯救自己！生态危机，独木难支啊！

　　明天我从自己的家乡带来一瓶泥土、一瓶江水和三条哈达来看您。我不知道是在送您？留您？自责？还是…… 

　　无奈，我只能在青藏高原的某一座寺院里，托朋友点燃了圆满的酥油灯，祈祷来世与您再缘！！

　　哈希·扎西多杰想您 

　　11月2日早上，一千多人自发到世纪坛医院的告别室，给梁先生送行。扎多按照藏族人的方式，在梁先生灵前点燃了酥油灯，献上了一杯清水，献上了哈达。

　　他在北京呆了不短的时间，会了很多朋友，也参加了一些活动。11月9日，他在中科院动物所参加了“可可西里申请世界自然遗产路径探讨”座谈会。 会上，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旦周讲述了藏羚羊当产的保护状态，陈述了可可西里现在面临的淘金、盗猎、开矿、旅游、道路修建的新型危机，他表示， 为了更好地加强可可西里的保护，可可西里正酝酿申请世界自然遗产，估计这个项目会在2011年年初正式启动，争取两三年内能够成功申遗。

　　在接下来展开的讨论中，哈希·扎西多杰说，一方面可可西里面临的开发危机很多，另一方面，可可西里真正可以开发的“矿产”，又往往被人忽视，比 如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现在很多人都会到那里去停留、休憩，如果把这个站的环境教育功能强化一下，把可可西里的保护故事更多地“装修”进去，那么对不管是 刻意还是偶然来往的人，一定会产生极好的心灵震撼。比如昆仑山口的索南达杰纪念碑，由于受冻土地带的影响，已经开裂，濒临倒塌，环保志愿者们讨论重修索南 达杰纪念碑已经好多年了，可一直迟迟没有动工；假如藏族人的方式，不修碑，而修座小庙，庙前垒个玛尼堆，那么，任何有信仰的人，都会到庙里去点一盏灯，在 玛尼堆上垒一块石，这样，庙的香火永续，玛尼堆的功德越积越多。

　　他又说，由于这几年全世界非常炎热地讨论气候变化，讨论青藏高原的冰川融化，大家都在谈青藏高原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可是，我们也许同样要反 过来想一想，世界对青藏高原的影响。现在全球进入一个大资本、大市场、大流通的时代，青藏高原的矿产资源，肯定会被很多人看在眼里，想在心头。别说很多不 是自然保护区的地方，就是可可西里这样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同样会被很多搞开发的人惦记，在这个时候，如何加强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每一个人 去认真面对。开发很容易，就像冰川融化很容易，想要让化掉的凝结，流走的返回，逝去的重新生长，估计再也不可能。

　　走上生态保护之路，不知是必然，还是因为茫然

　　有时候，扎多说不清他是曲麻莱县人，还是治多县人。他的老家，应当是曲麻莱县的措池村，措池村就在长江上游通天河边，冬天渡过河，就是治多县的 索加乡。曲麻莱县，被称为黄河第一县，治多县，被称为长江第一县。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因为藏羚羊保护而中外皆知的可可西里，就在治多县范围内。而21世 纪以来，由于做社区共管而在保护界赫赫有名的措池村，则又属于曲麻莱县。

　　由于父母过世早，扎多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住在措池村对岸的舅舅，背过了河，到了索加乡，并在那学习、考试，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

　　1992年7月份的一天，治多县委在街上贴出告示：

　　为开发可可西里，造福治多人民，治多县委成立西部工作委员会，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同志兼任西部工委副书记，现招聘工作人员。有意者请到县委报名。

　　在索加乡长大的哈希·扎西多杰，满怀治病救国的伟大理想，当时正失意在家，他的爱人博雷在县农业银行门口看到这张告示后，把消息告诉了他。

　　他心动了，去报了名，从此，成了索南达杰的“助理”。

　　1994年1月8日，杰桑·索南达杰、扎多、靳炎祖、韩伟林四人，开着一辆老旧的吉普车，去可可西里巡山。他们与采金兼盗猎者的队伍相遇，短暂的短兵相接后，将近20人被他们抓获。

　　采金盗猪者在交锋中，有一个人受了重伤，如果不送去救治，很可能死在路上。索南达杰让他的“秘书”扎多，遣送伤员去医院。他和靳炎祖、韩伟林，看管着18个人，慢慢地往回走。

　　在可可西里，即使你抓获了盗猎分子，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你也得给其留出足够的自由。

　　而这足够的人道和自由，给了一些人叛乱的机会。

　　18日下午，一辆卡车爆胎，索南达杰留下来修车，让其他人先到有淡水的地方生火休息。

　　被抓获者们人多势众，他们找到机会，将靳炎祖和韩伟林制服，绑在吉普车中。

　　然后把四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并排一起，像突袭藏羚羊那样，迎面对准缓慢开近的索南达杰；等他走近，突然一齐打开大灯。

　　双方交火，索南达杰以一对多，寡不敌众，腹部和大腿中弹，流血过多而牺牲。一本叫《天珠》的书这样记录：

　　车灯光下，只有索南达杰匍匐于地，右手持枪，左手推子弹，双皮圆睁，一动不动，犹如一尊冰雕。

　　索南达杰逝世后，哈希·扎西多杰过了伤心欲绝又惊魂未定的一年。索南达杰死后，他被严格审查了好几个月。从犯罪调查学的角度来说，县委副书记被杀，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可疑的。

　　公安部直接过问这个案件，全国上下一片高压态势，很快，盗猎分子中的8个人被陆续抓获。他们供出了详情，才让一起巡山的索南达杰同事扎多、靳炎祖和韩伟林洗脱了嫌疑。

　　一年后，奇卡·扎巴多杰继任西部工委书记，创立林业派出所，给其取上“西部野牦牛队”的形象称号后，扎多没有参加入队，而是当了“逃兵”。

　　后来，扎多当过索加乡党委书记，又当过治多县委宣传部长。

　　最后，他与西藏昌都著名“天珠”商人如凯·嘎玛桑珠、青海玉树州藏医学校校长尼玛仁增等人一起，创立了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一门心思只琢磨着如何在青藏高原地区，挖掘民间环境保护力量的力量。

　　要保护环境，得有强烈的“自然情意”

　　2008年之前，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主要面向青海的玉树州，办公室，也设在玉树州的一个福利学校内，福利学校的校长，也是三江源保护协会的发起人之一。

　　2008年7月底，一场大雨降落在玉树，降落在三江源，引发了多年未遇的草原洪水。这场洪水冲垮了许多道路和桥梁的涵洞，冲毁了许多草原；而洪 水过后，许多草原因为缺水又面临干旱，河道濒临枯竭。有些人以为，这是气候紊乱在三江源区的征兆。当大自然开始紊乱的时候，依靠草原的人类如何不仔细核查 对待草原的方式，“洪水”必将更加的频繁。

　　香港“自然学校”负责人刘文清，投身民间环保组织“青海玉树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做“自然情意导师”已经快两年了，她给自己取了个“志愿者名字”，叫清水。

　　大约在2006年，玉树州取消了暑假，暑假前移了，“搬迁”到了冬虫夏草的采挖季节，五六月份；称之为“虫草假”——跟中原一些地方农村的 “小麦假”类似。玉树州称多县的一位小学老师说，要是暑假不改为“虫草假”，到时候家长把小孩子几乎都带走挖虫草去了，一百多人的学校，最多只有十几个孩 子可能还会来上学。

　　2008年7月底，青海玉树州，长江、黄河、澜沧江这三条大河的源头所在地，正是孩子们上课的时节。三江源保护协会趁着这个机会，与玉树州教育 局一起，合办了一次面向全州中小学的环境教育课程。玉树州教育局为此下发了文件，要求以后全州的学校每学期都要举办环境教育课。

　　清水在香港的时候，一直是“自然学校”的公益组织的重要成员，她最擅长的，是自然情意教育，她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自然情意，需要通过一些活动把这种情感给激发出来，需要一些方法把这种情感给巩固下来。

　　她在称多县嘎多乡一个小学里，把孩子们分为三组，让他们回答：

　　在你的周围，有什么动物一直与我们一起生活？

　　在你的周围，有什么植物一直与我们一起生活？

　　除了动物、植物之外，还有什么生命与我们一起生活？

　　哪个小组回答不上来，或者答案与前面回答过的重复，就算输。

　　头两个问题，三个小组轮流回答，大家报得很快，看得出来，孩子们和老师们，对本土的动植物有一定的感知。

　　第三个问题，三个小组也没有迟疑，孩子们抢着说，空气、阳光、河流、石头、土地、沙子、大风、云彩、雨、雪、冰川、烟、寺庙、经幡，它们都是与我们一起生活的生命。

　　清水很高兴，说是啊是啊，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生命的，我看过一本书，是讲水的，说如果你对水说很不好听的话，它结冰的时候，结出来的晶体就很不像 样，像你说的话一样丑陋；而如果你赞美水、歌颂水，对它说好话，满心热爱它，它结出来的晶体，就很美观，像你对它的情感一样美丽动人。因此，水不仅养育生 命，它们自己也是有生命的。

　　所有的孩子对此都非常理解。和藏族人谈自然、谈环保、谈生灵，似乎没有任何的障碍。

　　扎多没有参加这次活动，因此，接收完清水的自然情意课之后，我们赶到治多县，去找扎多。扎多没有参与是因为家事，他的两个在北京读中学的女儿回到了家乡，他就把环境教育的工作暂时轮班给了同事江多，准备在家好好呆一阵。

　　一见面，我们忍不住聊起他前不久获得的一个奖项，都觉得此奖得到颇为蹊跷。

　　2007年初，扎多被确认为“CCTV2006年度经济人物”，获得了其中的“公益人物奖”。当时给他这个奖的理由是，说他是“藏羚羊的保护神”。

　　扎多对此颇为茫然，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保护藏羚羊那是多年前的事了，而且主要工作是其他人做的，索南达杰、扎巴多杰为此付出了生命， 他们没有被提名，没有被褒奖；2004年之后，他做得更多的工作，是协议保护，或者说，激发当地人保护当地环境，而这个，评奖委员会似乎没有看到。

　　然后，我们开始谈草原，谈水。在家这一段时间，他很茫然，因此，他谈到的许多东西，都可茫然来形容其情态。

　　全中国都在谈气候变化，都在谈三江源保护，都在谈草原退化，都在谈过度放牧，都在谈生态移民，可是，有几个在谈草原保护？

　　“水有什么嘛？水是草生出来的，我们从小在草原上放牧，水就见得太多了，哪里都是水，每走上不远就会遇上一条河，小的汇成大的，大的汇成更大 的，然后慢慢流出我们的视野。而这些水，主要都是草造出来的。青海高原上就只有两种东西，草与水。有草才有水。没有了草，哪有这些水？三江源要保护，应该 谈的是草原保护，谈如何保护草。所有的项目都应该更名，都应该申请为草原保护项目，而不是水源保护项目。有了水，草能长得更好，可有了草，水才可能形成、 收集、储存、汇流，最后成为大河的生命之源。”

　　几千万年的进化，青藏高原只形成不到二十厘米厚的地表，形成了土壤。因为有了这些土壤，才有了高原草原；反过来说，因为有了草，土壤才得以生 存。因为有了这些土壤，才有了水；反过来说，因为有了水，土壤才变得富有生机。它们互为因果，互相支撑，相辅相成，相依为命，任何一方的紊乱，都会造成另 外几方的失衡。

　　青藏高原的草对身下的土壤是非常珍惜和依恋的，它们把绝大部分的身体都紧紧地扎在土壤里面，只留出一小部分的头颅。无形之中，草就成了土壤的保 护网，它们在身体在土壤里面互相纠缠、盘结、交叉、联合，把土壤紧紧地置身于“草皮”的保护之下。所有的草都知道，一旦身下的土壤流失了、逃逸了、掏空 了，它们的命数也就尽了。

　　因此，让扎多担心的，似乎不是“全球气候变暖”让冰川融化导致草原干旱最后让河源干涸，而是当地的草原，正在各种“人类应力”的冲击下，越来越 稀薄、越来越破碎，越来越丧失了对土壤和水分的保持能力。“草原坏了，一切就全都坏了。而如果人坏了，草原变坏也就是几天内的事情。”

　　在与扎多分别时，他告诉我说，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有可能由州级升为省级，手续正在办理之中；协会前不久与澜沧江源头的五百多户牧民签订了协议， 每家每户保证自己解决自己的垃圾，不再随地乱扔。大体的办法是容易变卖的废品就积攒到一定程度后拉到乡或县里变卖；一般的塑料袋、包装纸什么的，就与牛粪 一起，用来煮奶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