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措池村村民自发签订生态保护协议
哈希·扎西多杰：“自发、自愿、自觉，是一切环境保护的源头。”
措池村的协议保护，其实也不是我做的，而是村民自愿自发
2003年，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里，有一个村子，名叫措池，这个不到二百户的“村”，正在给出他们保护草原的独特答案，这个答案可以叫“协议保护”，也可以叫本地人有能力保护本地自然环境。
很多人都相信这协议保护是扎多的发明。然而，2010年3月份，在西宁，三江源生态协会的新办公室里，扎多细数措池做协议保护的原因时，非常明 确地说，其实这是措池村人，自己的发明，“我最多，是从外面催化了一下而已。而且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外部干预可能是错的，越自发的东西，生长得越好，就像 天然的钻石，一定好过人造宝石一样。”
他这样对我说：
我当时是回村里看一看家乡的亲人们，到了之后与他们一起喝茶聊天，就听村民们说起，有12户牧民，一起做了个共同的决定，把分给自家的草场，让出一部分来给野生动物。他们觉得人家养的牲畜把草原侵占得太多了。有时候，野生动物连水都喝不上。
同时，我又发现，那种把人搬空就以为能够保护好当地自然的想法也可能是错的，要保护一个地方，里面其实要有人，当然，这人得是世代生活在这里， 对这土地充满挚爱的人。热爱土地的人是不会伤害土地的。因此，当他们发现自然与人类会出现失衡时，他们会很快就会想出对策。只有那些对土地没有情感的人才 可能伤害土地。可可西里当年会发生那么大的疯狂采金和盗猎的事件，一是因为可可西里原本是无人区，里面没有住着热爱它的人，二是大量涌进去的人，只为掠夺 它、践踏它而去，当然不会珍惜它。
所谓的协议保护，其实说起来也简单，是世界上比较流行的“开放式保护”的一种方法，也就是保护区把保护区下放给村民，与村民签订保护协议，村民仍旧住在保护区里，但同时肩负着保护自然的相应责任。
扎多的话在措池村的村民中得到了验证。然西·尕玛，措池村的现任村长，坐在他家的“夏屋”里，给我们慢慢讲着措池发生的故事。他突然说了一句 话：“以前没有想过，后来才知道，协议保护给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权利。过去，我们没有权利保护家乡的环境。外面说要杀鼠兔，我们就得跟着下毒，有人来抓旱 獭，我们就要接待，有人要杀雪豹，要杀野牦牛，要杀藏羚羊，我们都得听着、受着。协议保护以后，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整个曲麻河乡，敢坚持不投毒药杀鼠兔， 敢把来打旱獭的人赶走，敢把猎杀野牦牛的人直接看管起来的，敢把围栏给拆了以让动物们自由来往，大概也只有我们措池了。”
措池大概是全中国唯一的发现村民有权保护自己家乡环境的“村”。这个村目前有一百六十多户，分散居住在各自的牧场中，冬天住在定居房里，夏天则 住在帐篷中。然西·尕玛同时是措池村为做“协议保护”而专门成立的环境保护组织“野牦牛守望者协会”的秘书长，他说：“我们获得这个权利的主要原因，是因 为我们与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签订了协议保护的合同。现在，其他村很羡慕我们，也在学我们。相信我们的经验会在曲麻莱县里推广。我也是曲麻河乡野牦牛守望者 协会的副会长。我刚刚从格尔木回来，我在那里与大哈煤矿的开发商老板，签订了保护生态的协议，他们答应在开发煤矿时不破坏我们的环境。”
2007年8月份的一天，一个叫松海生的人，来到措池村，出示了由县里开出的旱獭猎杀证。
遇上他的牧民说，你去找我们村长吧，于是把他带到了“大队部”。在这个措池村“最高权力机关”办公室里，然西·尕玛对他说：“你这个证在我们这没用，因为我们是协议保护地区，我们认为这里的一切动物都不应该被捕杀。”
同样，当乡里每年年底分配毒杀鼠兔的任务时——为了把任务能够顺利分解到个人，政府规定如果不参与毒杀鼠兔行动，其他一些相应的福利就得不到——措池村拿出与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签订的合同说：“我们是协议保护地区，我们不能随便杀害里面的生物。”
措池“大队部”的一面墙上，挂着许多奖状和锦旗，大都与生态保护的功劳有关。这面墙的正中央，挂着《措池村受威胁重要资源管理办法》。然西·尕玛又给了我一本2008年7月1日才印发的《措池村协议保护地项目保护管理手册》，藏汉文对照，每个村民人手一本。
“管理办法”也收在《手册》中。“管理办法”说“本村目前正在受威胁和具有潜在威胁的青藏高原特有重点保护动物有：野牦牛、盘羊、白唇鹿、藏羚羊及雪豹五种。因此，经全体村民讨论决定，以上五种野生动物列为本村重点保护对象。”
村民共同认为，措池村野生动物主要存在的威胁包括：由于受贸易等利益驱动，外来人员盗猎野生动物行为时有发生；由于车辆通行对野生动物栖息造成 干扰；由于草原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旱獭等被人为捕杀，使食肉动物受到威胁；大哈煤矿的开发、爆破、运输，对周边野生动物造成严重干扰；由于公路和网围栏建 设，使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和孤岛化。
为此，措池村决定，在本村重点野生动物区域设立若干保护小区，进行专区定向保护，有些地方，干脆直接禁牧。“每个村民要热爱自己的家园，通过清理垃圾、禁止机动车辆随处行驶、禁止草皮围栏圈畜、减少修路破坏等措施，有效保护草原生态系统。”
巡护和监测是所有措池村民的共同任务，全村共设立十八个野生动物监测小区，一个气温变化监测点，一个雪山冰川监测点、九个物候监测牧户，三个野生动物与人冲突信息收集点。每年的1月15日和7月15日为野生动物监测时间，每年的8月8日为雪山冰川的监测时间。
只有十几个人具有“准执法权”，但所有的村民都认为自己是“野牦牛守望者”，所有的村民都很珍惜这种机会。他们很敬重地把“野牦牛守望者”的徽章，别在胸前。几年前，有一组盗猎户枪杀了一只野牦牛，措池村民毫不犹豫地把盗猎分子送进了派出所。
几乎每个村民都有摩托车，几年运作下来，“协会”设法配备了照相机、数码摄像机、旧笔记本电脑、望远镜等工具。每个村民还都发了一个记录本，专门记录他的工作。
扎多认为，措池村有能力让本地的自然环境不遭受或者少遭受外来力量的伤害；而牧民们传统的牧民生活方式，对自然界是有益的。几千年来，他们生活 在这里，几千年之后，他们还将生活在这里，每天，这里的一切都像全新的，太阳没有发生变化，草原没有发生变化，河水没有发生变化，小鸟没有发生变化，人也 没有发生变化。草原养育着人类，而人类却让草原保持着常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和智慧？人对自然界的伤害力，总是被自然界当成了保护力和更新力。
扎多提出了一个很小的问题：“对于青藏高原来说，最合适的方式就是传统的藏族生活方式。如果当地人能够保护当地的环境，他们甚至可以成为当地的环境守卫者，是不是有必要把他们搬下来？”
扎多的想法更是奇特：“把人移出去未必是最好的保护办法。如果村民在当地能够生活得很好，他们不仅不会成为破坏力量而会成为保护力量，那么是不 是有必要对这样的人进行生态移民？可可西里是无人区，是你看这么些年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如果里面住着那些有保护意识的牧民，他们联成一体，成为当地最坚实 的草原保护力量，也就成了水源的保护力量，也就成了野生动物的保护力量，有什么不好？因此，我认为，要做保护，一定得有人，而不是把人搬走。搬走了，守护 这地方的人，就没有，想做坏事的人，就容易了。”
牛羊践踏着草原，但草原就是要被牛羊吃的。“拿人来打比方，你喜欢吃甜的，他喜欢吃酸的，我喜欢吃辣的；大家各吃各的，卖饭的人生意就会很好。 草原也是，牛喜欢吃这种草，羊喜欢吃那种草，鼠兔喜欢吃另一种草，大家各吃各的，草原就很繁荣。因为今年吃了，明年还会再长。如果草原上只有牛没有羊，那 么羊喜欢吃的草就会长得很快，结果把牛爱吃的草也给压住了，第二年再长时，羊爱吃的草同样也长不起来，草原就乱了。不仅羊吃不成草，牛吃不成草，鼠兔什么 的也吃不成草了。”
要保护草原，需要从狼和鼠兔身上寻找智慧
2010年3月底，坐在西宁“香格里拉小区”的办公室里——其实就是扎多的家，扎多忍不住和我谈起了鼠兔，谈起了狼，谈起了招鹰架，谈起了牧民，甚至谈起了普氏原羚。
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正式搬到西宁已经有一阵子了，它上面的挂靠单位，是青海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而青海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又归青海林业厅管，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协会有了很显赫的婆家。
扎多显得比以前更加苍老些了，坐在一群高大的人中间，他的矮小显得颇为突出；坐在一群皮肤苍白的人中间，他饱经户外风霜的脸显得更加沉着。
他的妻子博雷，忙着给新来的人煮茶。协会办公室用的房子，其实是扎多自己买的，扎多也在犹豫，是不是该“租”给协会，倒不是为了收些租金，而是 为了让协会运营得更加健康，更加正确，因为免费有时候不是什么好事，要在社会生态系统里求得生存，就要把生存所有的成本都核算上。有一个朋友要走了，她从 羊皮桶里，装好一袋草原黄蘑，它们来自治多县，来自长江的源头，来自一个经常被神话传说的地方。
扎多有一些面向全区的计划，如果这个计划实现，内引外联，上下互动，协会将成为资源化度的高原圣手。玉树，是协会工作的“核心区”，但搬到了西 宁的协会，不能只考虑玉树。因为西宁与社会资源的接应点多了，让这些资源更好地为青海环境保护所用，是协会的新任务，考验着协会的“执政能力”。
因此就需要新方法。
大体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继续帮助有保护意愿的地方，强化他们的保护能力，像措池村、乐池村，他们其实本来就能做得很好，我们在旁边推波助澜一 下，他们能够做得更好。二是在西宁，可以组织一些面向全青海的环保教育讲座，也可组织社会志愿者到玉树认识草原，宣传环保。三是可以把几年前做过的“草原 部落”项目重新捡起来，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你要想了解草原，你就得在草原上生活一段时间，像草原部落那样，在牧民家里生活几天以上；否 则，简单一个游客，你的感情不会真的流露出来，感情不会真的流露，和你谈草原保护，你也不可能理解。
猛一看，扎多比以前平静了许多，甚至显出了一种“衰老相”，语言不像过去那么躁动，身体也不像过去那么强壮。但这种平静，却像修行许久的得道高 僧，给人以更强大的智慧辐射。“如果我现在总结我的环保经历，我觉得我现在进入了第三层状态。早年，随索南达杰保护藏羚羊，相信英雄主义，相信积极的对抗 是很好的办法。后来，与国际国内大量的环保组织接触，尤其与北大的吕植、孙姗、王大军他们团队接触之后，又信奉社区科研、社区监测是非常必要的手段。但奇 怪的是，随着时间越久，我越相信牧民本身的力量，我越相信草原本身的物种。对我来说，草原是奇妙的，居住在草原上的人也是奇妙的，他们身上有外人永远不太 好理解的那些特性。而要谈保护，不理解这些特性，或者说不让这些特性自由发挥出来，那么，保护是很可能举措失当的。”
我们忍不住谈起了环保组织的社会接应能力的问题。许多环保组织怕这怕那，老担心自己受社会资源欺骗，被社会力量迫害。有时候，回避是保持贞洁和 最好办法，但更多的时候，融入并体现影响，可能是体现你才华的更有效力量。有时候这就像是草原，或者说所有的天然生态系统，所有的天然生态系统都是无情 的，但又是有情的。你说鼠兔破坏草原，但草原没有了鼠兔，必然受损得更加严重。你说狼吃羊、狼吃藏羚羊，但如果没有狼来吃，藏羚羊的处境可能更糟糕，牧民 的羊可能更糟糕，他们之间是有一种相互友爱的关系在里面的。“最近，有人对我说，环保组织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像公司，有解决各种社会需求的能力，二是像寺 庙，有转化各种社会资源并化为公益力量的品质。我突然之间，觉得这样的说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有一个国际大公司，他们在草原上开矿，但同时他们又表示想支 持环境保护，愿意给我们一笔钱来做环境保护项目。一开始，我拒绝了。现在我在想，也许可以有更好的融合办法。”
说草原本身的内在潜力是巨大的，有些例子你可能不信。但1985年的那场雪灾之后，几乎所有的羊都死光了，到现在才慢慢恢复。当时就有人说，藏 原羚一只也没有了，也许永远没有了。过了几年，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他们又出现了，照样像过去那样成群结队。鼠兔也是这样，一只鼠兔也没有，过了几年， 有了说他看到一只白色的鼠兔，后来鼠兔就又回来了，哪个地方都可以见到。一个草原如果没有鼠兔，那么这个草原一定健康有问题。青海一些部门成天想灭绝鼠 兔，灭绝高原鼢鼠，结果，头一年灭掉一些，第二年就又回来了。他们根本不需要灭，也不可能灭，完全是在做虚假而有害的“工程治理”。你走在路上，就会发 现，鼠兔洞穴外，往往站着几一只大鵟，它们是对鼠兔最好的生物控制力量。
说到大鵟，我就想给你说说招鹰架这东西。用毒药去杀鼠兔，是不好，但建招鹰架，其实也是画蛇添足，不等于生物防治了。有人说招鹰架让猛禽有了可 站立甚至可繁殖的架台，但你回想一下，又觉得这可能有问题。草原上过去哪有这样的架子？既然没有，就说明大鵟的生活习性中，就不需要，他们能够在草原上繁 殖和觅食。既然不需要，你建了它，就可能是违反他的本性，甚至对他产生害处。他们可能不需要站在架上去俯视地面，他们可能最需要站在鼠兔洞穴边等待它露出 头来，鼠兔逃跑的速度可能刚刚好略低于它迅速啄食的速度。
说到人也是这样，以前我也跟着人家起哄，说要生态移民，说牧民是草原破坏的凶手，说牲畜过量是草原退化的原因。但你要知道，至少治多县索加乡的 牲畜量，在1985年雪灾之后，一直没有恢复过来。既然没有恢复过来，那怎么就过载了？措池村村民有一个奇怪的发现，他们腾出来给野生动物的那片草原，并 没有好转。而野生动物，似乎也喜欢与人亲近。你离得太近了，他们不乐意，离得太远了也不行。因此，草原需要放牧，需要牧民，需要野生动物，但不需要围栏， 不需要毒药。
有人说是我在措池村做出来的项目，其实不是，我只是发现了措池村。你知道我的历史，我本来就是措池村人，只是因为后来父母早亡，被从通天河北岸 带到了通天河南岸，按照行政上的划分，我就从曲麻莱人，变成了治多县人。几年前，我到措池村探望我舅舅，发现他们村有十二户村民，自发地把草原让出一块， 把围栏拆除，让给野生动物。我当时就惊呆了，马上就想，这是一个可以推广的东西，因此就用协议保护、本地保护引导他们做了“社区保护宪章”。
后来，发现哪里是措池村啊，旁边的乐池村，通天河对岸的其他村，曲麻莱乡的所有村，玉树州的所有地方，听到措池的做法都非常理解，他们很容易就 模仿过去了。他们制订的保护规则，比措池村的还要好。现在想来，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当时制订这些规则的时候，我们这些“环保大师”没有在场，完全是牧民自 己讨论的，而措池当时开会、制订规则的时候，我们外力干预得太多。有时候我就说，不是我们发现了措池，是措池发现了我们；不是我们在保护三江源，是三江源 在保护我们。
因此，自发、自愿、自觉，是一切保护的源头。不信，你看看昌都的例子就知道。
哈希·扎西多杰，男，藏族，1963年出生于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毕业于青海省邮电学校；曾任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杰桑·索南达杰助理；索南达杰 牺牲后，编写了宣传杰桑·索南达杰事迹的《巍巍忠魂》一书，促拍了电影《杰桑·索南达杰》，并在剧中扮演相应角色；1998年5月创办了青藏高原第一个民 间环保组织“青藏高原环长江源经济促进会”，并先后成立和开展了“索加乡生态保护管理委员会”、“青藏高原青少年民间环境教育基地”、“莫曲村牧民环境教 育、牧民医疗保健和牧区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等工作，为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2年加入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任协会常务 副秘书长；2009年，任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