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说，强扭的瓜甜不了。”在中国全科医学理论主要创建者、资深社区卫生服务专家吴春容看来，新加的这道“关卡”说不准还会恶化医患矛盾。“你想，要想到大医院就诊，又能报销的话，就只能通过社区医护人员开具转诊单，便会产生医生不愿开，患者硬要开的矛盾，吵架的可能就更多了。”

　　“况且，如果真的强制，大家以后上大医院看病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更不能排除有人为了拿到转诊单给医生送‘红包’，部分医生也可以靠转诊牟取私利，从而滋生新的医疗腐败行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三甲医院医生认为。

　　强制大家想要报销就必须在社区就诊，可能会形成垄断。这是让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更为担心的问题。“我国绝大多数的社区服务机构都是公立的，它们没有竞争压力，不会想各种办法去提高服务水平，降低成本，其服务质量可想而知！老百姓想要从那里获得优质的服务，恐怕是难上加难。”

　　如何才能当好“守门人”

　　“病人又不傻，如果社区看病又快又好又方便，为什么不去？想要让大家把看病先去社区当作‘习惯’，而不是被强制的无奈，还是得看社区医疗服务机构能否提供优质的服务。”北京大学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说。

　　他认为，强制性社区首诊的同时，政府也就提高了去大医院享受高端服务的成本，等于优化了医疗资源，实质上解决了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国际经验表明，如果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充满活力，社区医生素质能力高，有完善的转诊机制等，老百姓会自愿选择到社区就诊的。”

　　但即使是“社区强制首诊”的提倡者梁万年也曾坦言，目前北京全面实行社区首诊还面临一些障碍，主要瓶颈是社区的卫生服务和诊疗水平，社区医生和国外的全科医生、家庭医生在知识能力结构、培养的方式方法上有较大差距。虽然目前覆盖北京市城乡的35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953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已逐步具备预防、诊疗、追踪管理居民常见病、多发病的能力，但限于全科医疗对社区医生的特殊要求，相关工作注定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

　　而在刘国恩看来，社区医院想真正承担起人们健康“守门人”的重任，首先，必须约束行政机构配置资源的空间，多发挥医保、社会资源和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

　　其次，必须提高社区的医疗水平，吸引更多人才。“在就业压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医学院毕业生为何还不愿到社区去？这与中国医生只能在一个地方行医有关。要想吸引高素质人才服务于社区医疗，就应该允许医生自由执业。”一方面，让医生既能通过社区服务创业，又能在大医院获得足够的锻炼机会，拥有医生这份职业带来的前景；另一方面，也让社区居民不跑远路就能享受到大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如此两全其美，才可能从根本上发展中国和谐、充满活力的医疗市场。

　　最后，鼓励大医院办社区医疗服务机构。王拥军说：“如果社区医疗服务机构是从属于大医院的，那大医院肯定会派更多更好的医生、管理人员下到社区，这不就能较快帮助他们提高水平了吗？” (作者：江大红 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