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过程被缩短，就意味着基因本身并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变化。彭布雷博士因此就推测，外基因标记可能会有所调整。但他不知道如何去验证这一伟大的设想，于是论文发表后，就被束之高阁了。直到2000年5月，他意外地收到了“陌生人”本内的一封电子邮件，本内向他透露了自己的团队在奥佛卡利克斯地区进行的调查。很快两人便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着手讨论搭建新的实验平台，一同探寻“荒原”的奥妙所在。

　　二人深知，探寻答案的第一步，起码得重现当年奥佛卡利克斯的环境。问题是有谁愿意充当这样的志愿者呢——一组食不果腹，另一组却暴饮暴食；更没有人愿意为此等个60年。巧的是，彭布雷有权享用另一组宝贵的遗传数据库资源——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父母与孩子埃文纵向研究(ALSPAC)。这个数据库的创建人简·戈尔丁是彭布雷的朋友，曾邀请他长期担任董事会成员。ALSPAC的研究对象是1991－1992年出生的孩子和其父母，项目共招募了14024名孕妇——其中70%都来自布里斯托尔地区。

　　环境因素沿父系一代遗传

　　自ALSPAC项目成立后，志愿者(家长和孩子)每年都要接受全面的医学测试和心理测试。汤姆·吉布斯便是其中之一，项目成立之初，他还是个小婴儿，现在都17岁了，是个棒小伙。经医生测量，他身高178厘米，左大腿骨的骨密度为1.3克／平方厘米，高于平均水平。

　　项目所做的这些数据采集，就是为了揭示个人基因类型和环境压力相结合后，对健康和发育的影响。借由这些数据，研究人员得到不少重要结论，比如目前对花生过敏的人群数量不断上升，含花生油的婴儿润肤露可能难脱干系；孩子得了哮喘，与母亲怀孕期间的高度焦虑有关；养育环境过分干净的小孩患湿疹风险较高等等。

　　彭布雷、本内和戈尔丁三人联手，利用这些数据，于2006年在《欧洲人类基因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堪称迄今为止外基因研究领域里最有突破性的论文。文章显示，在14024名接受研究的父亲中，有166名承认他们11岁之前，即青春发育期前，就开始吸烟了。男孩在青春期以前，由于体内还无法形成精子，雄性基因遗传就没有显现(女孩则不同，她们的卵子与生俱来)。于是男性青春期前后就成了外基因改变的重要阶段——如果环境想在Y染色体的基因组留下外基因标记，还有什么比精子初次形成时候更好的时机呢？

　　三人仔细研究了166名“老烟民”儿子的资料，发现他们9岁前的体重指数要明显高于其他同龄孩子。这也意味着他们成年后，肥胖和其他健康问题的风险要高于其他人，相应的寿命也非常有可能被缩短了。他们的命运和奥佛卡利克斯地区“暴饮暴食族”的后代何其相似！

　　据此，三人得出结论，ALSPAC和奥佛卡利克斯数据在发育敏感期和性别特性方面的一致性，印证了他们的假想，即祖先环境因素会以某种方式沿父系一代遗传。换句话说，即使你在10岁那年曾做过的蠢事，都有可能改变外基因。如果从那时起就开始吸烟，你不仅犯了一个医学错误，更要命的是，还会殃及你的子女。

　　人类基因在受到环境压力后会作出生物应急反应，这种反应能延续很多代

   “外基因”改“命定”

　　如果基因是人的“先天命定”，那么，“外基因”可以改变这种“先天命定”。

　　实验胚胎学听起来博大精深，它的原理听上去却很简单。达尔文告诉我们基因进化需历经数代，而研究人员发现只要增加一组甲基，就能改变外基因。甲基是有机化学的基本单位——一个碳原子连接三个氢原子。甲基附加到基因上某个特殊点的过程，称为DNA甲基化。

　　DNA甲基化具有改变生物物理特性的重要功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有人提出。但直到2003年，美国杜克大学的肿瘤专家兰迪·朱特尔和博士后在修生罗伯特·沃特兰撩开了DNA甲基化的神秘面纱，人们才有幸一睹芳容，无不为之惊叹。

　　外基因不改变DNA结构

　　当年，他们用刺豚鼠做实验，这种老鼠拥有独特的基因，可以产生黄色的皮毛，但患肥胖症和糖尿病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在第一组怀孕老鼠的饮食中，研究人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B(叶酸和B12)，而第二组基因完全一致的怀孕刺鼠，没有如此优待，饮食与平日无异。

　　结果发现第一组妈妈产下的鼠宝宝身体健康，体毛和体重都很正常，但却远离了糖尿病的威胁。个中奥妙在于，维生素B扮演了甲基捐赠人的角色，甲基附着在刺豚鼠基因之外，改变了基因表达模式，这一过程并没有改变老鼠的DNA结构。

　　类似实验结果不胜枚举。比如说，果蝇接触格尔德霉素后，眼睛上就会长出一个不同寻常的瘤，这种变异现象至少会遗传到第13代(第2代到第13代，都没有直接接触这种药物)。根据实验胚胎学先锋伊娃·雅布龙卡和特拉维夫大学学者戈尔·列兹2009年发表在《美国生物学季刊》的论文数据显示，蛔虫在喂食了某一种细菌后，会呈现出矮矮胖胖的外貌特征，同时体内的绿色荧光蛋白也消失了。他们一共列举了100种外基因遗传的例证。

　　外基因改变是否会一直持续呢？或许会吧。但是我们要牢记外基因不是进化。它不会改变DNA结构。外基因改变是人类基因在受到环境压力后所做出的生物应急反应，这种反应经外基因标记，能延续很多代。一旦环境压力等后天因素被消除后，外基因标记将逐步消减，而DNA密码历经时间变迁后，又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也就回到了问题的原点：只有经过自然选择，基因才会发生质的改变。

　　外基因能量不容小觑

　　虽然外基因不能实现永久遗传，但其能量却不容小觑。2009年2月，《神经学科杂志》刊发了一篇论文，指出即使如记忆那般复杂的生理心理过程，通过外基因，也会出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进步。鼠类实验证明，借助外基因干预，一群患有基因型记忆障碍的小老鼠，其LTP值(长时程增强；一种重要的神经传递形式，记忆形成的关键)得到了显著增强。至于它们的后代，即使没有受到任何这方面的干预，记忆力也显著增强了。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科学家对外基因如此情有独钟。科普作家戴维·申克在其即将发行的新书《我们都是天才，是什么误导了我们？》中写到：实验胚胎学就是一名称职的引座员，“先天与后天之争”因为外基因而显得苍白无力。他给予外基因相当高的评价，称其“或许是遗传学自发现基因后，另一项最重要的发现”。

　　达尔文之前，以拉马克·詹·巴帕梯斯特为代表的早期自然主义者，曾认为进化有可能发生在一两代之内。由于环境因素和选择倾向，动物们终生都在与时俱进。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长颈鹿脖子如此长，是因为它们的先祖为了够着高处营养丰富的树叶。

　　相反，达尔文认为进化不是出自物种改善条件的良好愿望，而是残酷的，公平的自然选择结果。据此，长颈鹿几千年来的长脖子，是由于长脖子基因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占据上风。达尔文要比拉马克足足小了84岁，以现今的眼光绝对是“年富力强”，最终达尔文赢得了胜利。不过，随着实验胚胎学的建立与深入发展，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拉马克当年迸发的思想火花了。本版供稿 马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