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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12月1日)是第23个世界艾滋病日。在全球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我们不能忘记三千多万艾滋病感染者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同时也为一年来取得的进展而欢欣鼓舞,“成绩单”的背后,是每一位艾滋病感染者的希望。
全球艾滋病疫情蔓延势头现扭转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 11月23日公布的最新《全球艾滋病疫情报告》显示,艾滋病疫情已在全世界得到了遏制并开始逆转。2009年新增艾滋病感染病例为260万,比1999年的310万降低了约20%。2009年,艾滋病相关死亡例数为180万,比2004年的210万降低了近20%。2009年底,全球有333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比2008年的3280万人略有上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保持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更多人获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寿命得以延长。
报告包含来自182个国家的基本艾滋病数据及以国家为单位的计分,给出了新证据表明艾滋病预防项目的投资正在多个任务最艰巨的国家发挥显著作用。
从2001年到2009年,全世界至少56个国家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得到了控制或降低了多于25%,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4个国家。
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是疫情最严重地区,占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的69%。不过,疫情最严重的5个国家里,其中4个国家(埃塞俄比亚、南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已将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降低了多于25%。此外,尼日利亚的疫情得到了控制。
除此之外,安全套的使用和可及性也已显著提升,艾滋病预防服务(包括注射吸毒者降低危害项目)的覆盖率已达32%。随着获得治疗的扩大,更多人的生命得以延长,艾滋病相关死亡例数有所减少。
我国自1985年首次报告发现艾滋病病例以来,一直以平均每年30%至40%的速度快速增长。卫生部11月29日通报我国艾滋病疫情及防治工作情况时指出,截至2010年10月底,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37万余例,其中病人13万余例,死亡6.8万余例。
近些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各项防控措施,艾滋病疫情快速上升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病死率显著下降,感染者和病人生活质量明显改善,防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统计数字显示,中国艾滋病病毒每年新发感染人数逐年下降,由2005年的每年7万人下降到2007年的每年5万人,又进一步下降到2009年的每年4.8万人。除男男性行为人群外,其他高危人群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同时,抗艾滋病病毒治疗成效明显,患者死亡率大大降低。
在艾滋病防治经费方面,中国由10年前的国际援助为主转变为政府财政为主、国际援助为辅。同时,中国目前已经建立艾滋病确证实验室318个,筛查实验室8306个,覆盖了全国90%以上的县区,艾滋病疫情发现能力大幅提升。
为了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防治艾滋病的决心,温家宝总理于9月22日出席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艾滋病讨论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号召全世界人们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奉献爱心。11月29日,温总理又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
资金仍是最现实的问题
在全球与艾滋病病毒的斗争中,疫苗是解决艾滋病这一难题的最有效武器。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艾滋病疫苗是控制艾滋病并最终完全消灭艾滋病的最经济的方法。但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资金不足的现实。尽管过去几年里对艾滋病疫苗的投入获得了实质性的提高,但其占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很低。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2009年艾滋病防治行动的可用经费总额为159亿美元,比2010年艾滋病防治行动所需经费少100亿美元,来自国际资源的资金看起来正在减少。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国家削减各类开支,使去年全球防治艾滋病的资金缺口达到77亿美元,而美国一些机构预测,今年的缺口将为113亿美元;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呼吁,各国政府不要以经济危机为由减少在艾滋病病毒防控方面的资金投入,不要让艾滋病患者因得不到药品和诊治而丧失生的希望。
事实上,持续增加艾滋病防治投入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它会为政府未来节省更多的医疗支出,并大大延长患者的生命。巴西著名艾滋病专家保罗•特谢拉就曾算了笔账,1996年巴西在世界上第一个推出发放廉价艾滋病药物计划,政府为这项计划投入18亿美元,几年间巴西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及感染人数大幅下降,政府实际上节省了20多亿美元的医疗救护补贴,这还没有把大量患者因不用住院而节约的社会资源包括在内。
南非政府也采取了各种措施,促使南非艾滋病治疗药物的价格大幅下降,甚至在贫困地区对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已全部免费。从今年4月起,南非所有1岁以下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都将得到免费治疗。与此同时,南非政府还降低了对同时感染艾滋病和患有结核病的人提供免费治疗的门槛。
矛盾的是,艾滋病属于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高发区多属于贫困地区,即使有朝一日,艾滋病疫苗研发成功,高昂的费用可能令他们望而却步。因此,如何激励私营公司增加公共卫生科研开发和投入,同时又使他们研发的产品能够让更多的人消费得起,是全世界今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防治艾滋病,需要的更多是“关怀”
歧视和羞辱是防治艾滋病的大敌,却是社会的普遍现象。羞辱和歧视不仅对感染者这样的脆弱人群是雪上加霜,而且还会造成其他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认为,羞辱和歧视是“防止进一步感染、提供恰当医护、援助和治疗以及减轻疾病影响的最大障碍之一”。“单纯地谴责以及道德评判都无助于阻止疾病的蔓延。事实上,这样反而会使艾滋病进一步扩散,因为那些蒙受耻辱人群的行动将会更加隐秘,这样他们就失去了获得信息和治疗的机会。”
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进行保密,不仅有利于减轻社会对他们歧视和羞辱,而且也是人权和医学伦理的要求。各国法律都规定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感染状况实施保密,一些国家还规定不当披露信息将会受到法律处罚。各国法律都也规定有保护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人权并消除针对他们的歧视的内容。
在我国,歧视已经成为艾滋患者面临的最大问题。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项目官员郭瑞香表示,因歧视导致患者无法工作,也使患者因担心被暴露,不愿意去主动检查,从而无法找到感染人群。
艾滋病患者受到社会的歧视,连医院都不能幸免。医疗机构拒收艾滋病患者,在我全国屡见不鲜。《南方周末》曾于2008年报道,艾滋病人黎家明患有双侧股骨头坏死,但找不到愿意为他进行手术的医生——即使是一个常规小手术,艾滋病人也会遭到绝大多数医院的拖延或拒绝。连医务人员都对艾滋病患者存有歧视和恐惧,更别说—般的大众。艾滋病病人得不到有效及时的治疗,不仅增大了传播范围和可能性,还使很多人过早离世。
《新京报》发表评论称,人们在心里为艾滋病感染者筑起了一堵“隔离之墙”,让他们生活在歧视的“目光之城”中。有形的墙可以推倒,可以翻越,而建在人们心中的“隔离墙”,又该如何拆除?对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的歧视,直接导致了他们合法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艾滋病不只是医疗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现在所要做的不仅仅是给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医疗和关爱,更需要给他们提供权利的保障和支持,去帮助他们拆除身边那堵无形的隔离与歧视之墙。
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段厚省认为,这种歧视归根到底源于人们的恐惧,而恐惧则来源于人们对疾病的不了解。要在根本上消除恐惧,就需要进行相关的法律论证,比如:接受这样一个病人到单位工作,不会对工作、对同事造成任何损害,并且病人能够胜任这种工作。 他认为,这种论证应由政府而非病人个人承担。作为法律、公共卫生领域的工作者,所需做的就是推动政府的制度建设。
对于艾滋病患者,我们需要去理解、宽容、关爱。面对艾滋病病毒的肆虐,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旁观者,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扭转这场恶性流行病的传播态势秉持承诺和团结精神,彻底根除这一“世纪病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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