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三跨”,张延平很有信心。跨媒体主要是抓住数字电视使频道资源呈几何级数的增加从而导致内容稀缺的契机,依托北青报的资讯优势介入电视领域;同时追踪手机作为新的媒体终端可能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及时进入第五媒体的平台。跨地域主要是把北青报做成“中央厨房”,根据不同地区的需求加工不同的产品,然后异地输出;除了输出内容,还可以输出资金、输出团队;除了去外省,还可以到海外办报,因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文报纸生长的土壤。跨行业主要瞄准文化、体育、教育,最近北青报已控股北京儿艺,将制作系列的课本剧,打造每日“30分钟经典”;另外,经世界网球协会授权,与TOM.COM公司、中国网球协会合作,从明年九月起,每年在北京举办一届“中国网球公开赛”,力求办成继法网、温网、澳网、美网之后的世界第五个大满贯赛事;北青报还要创办一所“记者学校”,在高校与媒体之间搭建就业前的培训平台。
“宁要失败的探索,不要辛苦的平庸。”张延平说,“如果这些都做成了,我们这一届北青报人的事业就算成功了。”
《人》:北青报为何会在这样一个时机选择这样一个目标?
张:这些年,我们既把握了导向,又赢得了市场,所以才成为全国35个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其中报纸只有8家)。试点单位要在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这是一个机会。
《人》:北青报的宏伟计划预计多长时间可以实现?
张:五年,争取在2008年奥运会前实现,明年所有这些计划都将启动。
《人》:作为社长,你认为实施传媒集团发展战略所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什么?
张:我现在急需人才,因为所有的事最后都要有人去干。无疑,办媒体需要优秀的编采人员,但眼下更需要既懂媒体又懂经营的人才。那些既了解办报规律、又懂商业运作的人才,是目前各媒体的“紧俏货”。
个性阅读:每一天都要追求那个“最”
张延平说,“我是个内向的人,喜欢自己琢磨点事情,本来想走文学创作的路。”
张延平说,“我是个求新的人,新闻工作每天都能接触到新东西,这恰恰符合我的人生追求。”
张延平说,“我是个快乐的人,办报对于许多人是很苦的事,但对我来说却是快乐的,那种融着个人情感传递世界最新变化的过程是很刺激的。”
张延平说,“我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每一个选题、每一次策划,我都当作自己的作品去完成。如果每一个环节都力争做到最好,深夜签字付印的时候才有微笑。”
当记者时,张延平负责跑教育口。他每跑一所学校,就在地图上画一个记号,最后,这张画了200多个记号的地图成了他的“采访联络图”。
当副总编、总编时,张延平几乎每天都是凌晨一两点才离开报社。遇到重大事件、重要日子,他和他的策划班子往往经过三四个回合的否定、再否定,才最终确定选题和报道角度。“作为领导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好点子,一般先要否定掉最初的几个想法,因为那很可能也是别人的第一感觉,追求特色就要挖空心思。”
2001年建党八十周年,北青报推出《80位共产党人的故事》。这样一个很严肃的题目居然让北青报做的人人爱读,最后成书还卖了12万册,在外省还出现了盗版。从前期策划到每一篇文章的大小标题,张延平都亲自上手――“每一次大的策划,我都从头盯到尾,以保证每一步都是高质量的。大家跟着我干活挺累的,但当他们看到最终拿出了令人满意的产品,心里的那份快感是别人无法体会的。”
《人》:你创办学通社的过程就告诉我们,你虽然外表平和,内心却充满激情,你是一个做事很投入的人。
张:我觉得必须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干好一件事情,当然也需要灵气,但功夫下到了,一定会有收获。
《人》:长时间处于这样的工作状态,你是否承受得了?
张:22年了,我跟大家说,只要搭上北青报这趟快车,就别想过悠哉的生活。别说停步,走慢点都不行,走慢了就会出局。这其实符合我A型血的特点――每一天都要追求那个“最”,有时候累得头感觉要炸了,但还是咬牙挺住,因为你一旦放弃,就会接着放弃,机会就与你擦肩而过。成功就是这么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生活阅读:我了解普通人的生活,所以我非常知足
妻子在中国食品协会工作,既要把单位的事做到“家”,又要把家里的事做到“位”――不仅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而且还负责着张延平的形象设计,包括他的着装和发型;14岁的女儿在北京80中上初二,因为爸爸“昼伏夜出”,只有双休日才能真正见着面,但爸爸永远是女儿心中的骄傲。
《人》:对于生活,你的标准是什么?
张:我经历过“文革”的贫乏,这对我的生活准则有很大影响。因为了解普通人的生活,所以感觉今天已经得到很多。有些人做老板,是为自己打工;我们也算“老板”,但是为国家打工。国家给我们的报酬虽然远远比不上私企的老板,但已经比一般职工高了,我非常知足。中国刚刚出现的中产阶层,他们并不需要太多的钱,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但他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却是越来越高了。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一种心态。
《人》:对于人生,你的追求是什么?
张:我希望人生有更丰富的体验。我常常告诫自己四个字:求之不得!不要老想着结果,而要重视过程。许多时候,你求它往往得不到它,你不求它反而就落在你手里了。这是生活中的辩证法。
《人》:问你上面两个问题,其实是关心下一个问题。北青报的事业做得这么大,你在社长这个位置上,执掌着这么大的家业,管理着这么多的人财物,会面对许多诱惑,你觉得自己的定力修炼得怎么样?
张:我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从来没把自己太当回事。最重要的是你心里如何找到平衡。坐在这个位置上,社会送到你眼前的选择很多,有些是机会,有些是貌似机会的陷阱。这里面关键是要把握住原则,符合原则的就坚定不移的去做,不符合的就毫不犹豫的放弃。
《人》:享受成功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承受失败的能力?
张:我们的老社长崔恩卿应该是我的榜样。你看他快60岁了,还在重新创办一个“信报”。我想我再开始干也应该没有问题。我的这个年龄让我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人生一定有起有伏,不可能老是特别顺或老是处于低谷。当然,我们会通过努力尽量避免大的波折。
校友阅读:毕业证书上有袁宝华校长的签名
校友张延平,祖籍山东,生于大连,长在北京。“文革”末期入伍,当过四年坦克兵,在部队接触新闻报道。他当时特别想考大学,“想做个正儿八经的人大人,像人大的在校生一样学习,可那时部队不允许你参加高考,都是推荐。”
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新闻专业招生,北京青年报有12个人报考,张延平一人过关。“那时在职学习分两段,先上大专,英语过了再上本科,5年后拿到袁宝华校长签名的毕业证书和法学学士学位,这是和人大最初的感情。”
1996年,张延平的事业发展处于暂时的低谷,他又重新回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在职研究生。“我们是宽进严出,当时学的课程有13门,所有考试都是计算机抽题,我都过了。我是班里坚持最好的学生之一,两年时间没有一个周六周日……”
对于母校的老师,张延平还清楚得记得,上本科和读研时都曾被方汉奇教授讲的新闻史所迷住;对于第二次进人大读书,张延平认为给感性的自己以理性的帮助;对于未来,张延平说,21世纪的头十年肯定还要再学习,“干过一段之后就要再学习,而且特别有效,很枯燥的东西都会被自己丰富的经历所激活。”
采访张延平,是在一个周末的傍晚。结束采访,踏入夜色,北京城已融进今冬的第一场大雪之中。我们感叹采访过的每一位校友都具有同样鲜明的人大特色——肩负着民族的理想、社会的责任,背负着母校的期望,将人生的追求主动纳入到时代和社会的大背景中。张延平也一样,22年的默默耕耘,经受住了时间的沉淀,成为笑到今天的人。
作为校友,母校为他自豪;作为校友,母校对他还有更多的期盼。希望他对人生、对事业的追求延续下去,将一种人格的力量,在岁月的长河中释放更多。(来源《人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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