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颁奖典礼上，主持人窦文涛说你们都是我们的榜样，我说错了，于建嵘是榜样，易中天是底线。”——易中天
于建嵘，湖南人，1962年生，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意见领袖。
他有一大堆的头衔与职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华中师大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在学术上，他是一个真正的专家；在网络上，他是一个风云人物。
学者村官于建嵘——互联网上的行动派
2010年12月，于建嵘被30多万网民公推为与郎咸平、戴旭、郭亦平、张宏良等人并列的“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2011年1月25日晚，于建嵘在微博上开通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账号，发起了微博打拐行动。 2012年10月，于建嵘因为一系列随手公益活动，成为《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中国创新人物奖”慈善类获奖人。目前，在新浪微博上，有178万的网友是于建嵘的粉丝。
2013年9月15日，于建嵘又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奔赴贵州省兴义市则戎乡纳具村任村主任助理，指导乡村建设，暂定挂职时间为2年，他和他的团队将在纳具村建立培训基地，培训当地的农民制作手工艺品、种植环保的农产品等。
对于网友关于任职待遇方面的关切，于建嵘在微博上表示：“1.我绝不在贵州领一分钱工资补助和报销车马费，绝不到村民家白吃白占，全是自带干粮。2.希望能将布依族的纳具村从衰败中得到修复，建立文化旅游性质的‘布依大院’，并为天下的艺术家打造一片创作空间。3.我个人的能量有限，拜请朋友们参与。”
于建嵘此举引发网友及媒体的高度评价，网友“语无忧”说：“好样的！沉下去，脚踏实地做学问，体体贴贴办点事。”
于建嵘此举还被新浪专栏作家王传涛评为有梁漱溟搞乡村建设的遗风，他表示：一者，于建嵘挂职不像王志那样“挂官职”，村长助理是个既无职、也无权的岗位；二者，“不领贵州一分钱工资补助和报销车马费”，说明此举是义务行为；三者，“绝不到村民家白吃白占”就更高尚了，连上山下乡运动都比了下去。
空谈误国——意见领袖不能只“坐而论道”
“空谈误国”一词，来自于“清谈误国”， 魏晋时代的风流名士以清谈为风尚，被王羲之砭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后人更是批评两晋亡于清谈，遂有“清谈误国”之说，语出清代的顾炎武，距今300余年。
空谈会误国，古今早有定论，无论是意见领袖还是网络大V，仅仅坐而论道难以长久保有公信力，只空谈意味着什么也没谈。
当然，摒弃空谈并非意味着什么都不谈。
民众对公共事务能畅所欲言，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现，也是言论通畅的明证。空谈误国，并不是指面对复杂中国前进中的各种问题，不能争论，不允许多元表达。 但做为拥有强大话语权的意见领袖们，却应尽量少讲连自己都不信的假话空话和套话，以及纯为迎合某些人情绪的违心话。
新浪网友@孟蒙Justine 曾对此做出过精妙点评:我宁愿天天看李开复为了青年创业每天发心灵鸡汤，看郑渊洁每天为了中国儿童鞠躬尽瘁，看于建嵘不辞辛劳深入基层，也懒得看其他人成天在意识形态领域打嘴皮子帐。这些人至少都在解决具体的实在的问题。
这真是句大实话，如今于建嵘再次用行动证明： 只是打打嘴皮子仗，那不算本事。
实干兴邦——我们需要更多的于建嵘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口号最早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蛇口工业区，当时一场全国性的“姓社姓资”大讨论争议不绝。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的讲话中指出：“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现在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要行动，要抓落实。”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南巡专列途经武汉，在车站月台上与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谈话时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无谓的争论了！”这样一次讲话，结束了姓资姓社的大讨论，也掀起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发展高潮。
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并不曾将主义、政治等词挂在嘴边，但却实实在在用自己的行动和努力，推动着这个社会的前进。
马云在2013年深圳IT领袖峰会上说：所以我想今天的IT界、互联网界存在一个巨大问题，我们动不动都爬到屋顶上讲大产业、大行业发展、国家体制改革、国家政治改革，好像政治不改革，你干不了事；不了解行业情况，就干不了事———其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的，这话确实是马云说的，不够激进不够讲主义，但是谁能否认自己的生活不曾因马云打造的商业帝国变得更便捷？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瑞典名校斯德哥尔摩大学交流，在回答提问时他说了一段引发网友争议的话： “我的小说里有政治，你们会在我的小说里发现非常丰富的政治。如果你是一个高明的读者，你会发现，文学远远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教人打架，文学教人恋爱…… 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教人打架的政治。
正如有评论所说：“政治不该成为小说家的“辫子”。莫言是个有天分的小说家，他有权利让自己作品的立意超越时代并“高于政治”。强求一个小说家在其作品上贴上“政治”标签，这是另一种虚火，会制造出另一种“样板戏”。”换言之：能写出讲人性的作品才最讲政治。
1918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说：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从这一点上来看，于建嵘是个实干家，而非空谈者，他真正找到了中国历代文人“学以致用”、“经世致用”的价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