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6日 第3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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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4年放假安排的颁布,一直备受争议的全国假日办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而此次针对假日办的指责与批评比以往来得更加猛烈。

假日办到底是个什么办?他有几个人办公?他到底都干了些什么?世界上还有哪些国家有这么个机构?假日办是个“假”办么?为何取消除夕假期,假日办就是这样的朝三暮四么?除夕要给假日办打电话,看他们到底上没上班?……

全国假日办到底是个什么办?

为了找到答案,新观察通过多方数次联系全国假日办办公地点所在单位——国家旅游局,然而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旅游社会学者、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博士如此介绍全国假日办的历史:全国假日办的全称是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室,从1999年国庆开始出现黄金周长假,这对公共服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需要相关部委的配合,所以国务院成立了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机制,而假日办就是此部际会议的一个联络处,附设在了国家旅游局,并不是专门的机构,没有固定的工作人员,不占任何多余的行政编制。

可是,在国务院官方网站国务院议事机构版块上,找不到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的机构设置,更有趣的是,百度全国假日办成员名单仍可看到国家旅游局2003年发布的公告快照,但原始链接却已经失效。

“全国假日办级别很低,算不上议事机构,只能算是一个工作方式,一个协调制度。”研究“中国小组机制”的学者、南开大学博士周望这样解释。

“其实像假日办这样的协调机制在国内很常见,比如当年应对甲流的联防联控机制,和假日办其实是一个性质的机制,这种机制没有任何额外的工作人员,完全是现有的部门指定相关的责任人,来参与联防联控机制。但假日办相对更稳定,不排除会有个别的专门工作人员,但即使有,也一定很少。”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解释说:“公众法定假日的制定其实和假日办是没关系的,实际上是在国务院层面来进行决策。”

“全国假日办更像一个新闻发言人。”周望这样打比方。

为什么别人没有假日办?

在对全国假日办的质疑声浪中,有个问题显得很让人瞩目:“除了我们,还有别的国家或地区有假日办么?”

新加坡,多种族文化的代表,国内各民族按照自己的历法有着不同的节日与风俗,新加坡政府将它们重新整理制定出了新加坡的“法定节假日”,每年11天。

“新加坡的公共假期都是法律规定的,没有像‘假日办’的机构来管理。每年的法定节假日时间由人力部统一公布,比如说如果有的假期和周末相重叠的时候,新加城的人力部要负责宣布下周一的时候补休一天。但政府不存在移假凑假的行为,想要小长假,只和个人调休有关,和政府无关。”南洋理工大学文学与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张志斌向记者介绍说。

而在香港,下一年节假日的安排都会由港府提前好几个月通过政府发言人对外宣布,从总数上来说,香港每年的公众假期比内地多6天,共计17天,但和新加坡一样,政府并不采用调假的方式,因此港人的假期往往是多而短。

目前已在香港工作的内地女孩刘艳就表示,来到香港后确实感到放假机会要比以前在内地频繁了很多,但如果想要长休几天,就需要提前请自己的年假。

“香港没有假日办,但其实我还是有点怀念小长假黄金周的”,她笑着如是说。

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假日办呢?

薛澜解释说:“这些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已经进入到比较成熟的发展期,像假期这类事件已经完全制度化,包括旅游业等各方面服务比较运行有序。而我们的假日办它本身并不是决策机制,但他会为决策机制提供一个协商的平台,让决策机构在协调机制的咨询商议的基础之上做出更合理的决定。”

而今年全国假日办开展的两次面向全社会的网络调查,更是获得了旅游学者刘思敏的高度肯定:“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是由官方主导乃至直接制定的,人大、政协参与的程度也不是很深,特别是假日制度的改革。不可能所有的公共决策都要让全民来公决,通过网络调查进行民意探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是值得其他政策制定机关思考和借鉴的,也将成为我国公共决策的一种新模式。”

“当将来我们国家在节假日放假时间安排已经比较明白,在节假日应对方面的规律已经比较清楚了,我们各种服务部门也都知道自己假日期间应采取哪些措施的时候,假日办这个联席制度就可以取消了。”薛澜说。

多给国人放两天假行不行?

蔡继明,清华大学教授、假日改革课题组负责人,今年的假期安排一出,他的一句“除夕放假会浪费1天”引来大批网友致疑,并被网友指称为取消除夕假期的“罪魁祸首”,蔡继明表示自己真的很冤:“连冯骥才都打电话问我,为什么取消除夕放假?我要再次声明一下,我本人是反对取消除夕假期的,我只是分析了一下国务院取消除夕放假可能选择的原因。”

蔡继明表示,多放几天假这种事情,假日办是说了不算的:“2001年发改委做出的假日调整,增加的清明、中秋、端午,但并没有增加除夕,法定假期只能是由国务院来制定,可目前法律上规定的假期已经是115天,客观地说已经占了一年的三分之一,我并非评价这个假期是多还是少,只是说现在工作两天休息一天是事实。”

在关于增加法定假期方面,蔡继明一直持保守的态度,早在2001年接受采访时他就表示法定假日总量和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不可能随意增加。

资料显示,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法定节假日平均为11.7天,而我国以11天排在并列33位,确实基本达到中等水平。

因此在蔡继明看来,国人缺少的并非是法定假日,而是带薪休假没有真正落实:“长途旅行、回家探亲或长时间休闲,都应该是通过带薪休假满足的需求,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落实现有的带薪休假的规定。之所以现在大家对法定节假日要求多,讨厌挪假拼假又舍不得拼假,这都是因为带薪休假没有落实,导致公众对长假的需求只能借助国家的法定节假日来实现。”

可相较蔡继明的观点,杨禹和刘思敏的观点显然更受网友欢迎。

身为央视资深评论员的杨禹,曾在今年国庆后发表过一篇题为《“怎么放假”考验“小康中国”》评论,文中杨禹称:“没有人说带薪休假不好。但,一来它是远水不解近渴,要靠它解决眼前的现实问题,等于是画饼充饥;二来它即便得以落实,也仍有局限性,尤其在中国。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是喜欢举家出游、扶老携幼。带薪休假之下,孩子们上学期间无法举家出游,仅剩的寒暑假里,寒假忙于过年,暑假酷热并洪涝台风频发。因此,在春秋旅游黄金季节里,实现带薪休假并举家出行的几率,实在不高。”

和杨禹相比,刘思敏更为尖锐,在他看来,一味强调落实带薪休假,无异于“纸上谈兵,没有任何意义”。

刘思敏指出:“客观上我们承认我们现在的休假主要就差在了带薪休假上,但带薪休假目前只有30%的人能落实,1995年就写进了劳动法,但20年来都推动不了,怎么可能指望这个?我们只能通过法定假日的方式解决人们对长假的追求,这才能真正执行得了。增加2到7天的法定假期,完全是安全的,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而且也仅仅只是执行了带薪休假的底限。”

当记者问到普通民众应该如何去反映自己对法定假期的需求时,刘思敏回答说:“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上提提案,通过媒体的呼吁,也可以给国务院、发改委、国家旅游局写信,这些都可以成为民间反映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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