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周之前，人们通过新闻媒体已经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有三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讨论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高度振奋的信息。为什么“高度振奋”？是否夸张？是否虚张声势？——不。我之所以这样说法，主要是因为我对这次全会的历史作用及其历史意义作了初步的估量。

　　或许有人说，全会尚未召开，你“估量”什么？是想空发议论，还是有“先见之明”？——先见之明肯定没有，空发议论不会的。我当然是有感而发，并且还想“实话实说”。

　　作为一个执政党、一个世界共运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党，中国共产党在她80多年光辉发展历程中有过几次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1935年的“遵义会议”当然是一次，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是当之无愧一次，2002年的“十六大”又是一次。这一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某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十六大的延续。我这样想，无论人们未来对“十六届三中全会”作何评价，似乎都不可能将其与2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然而，我似乎隐隐约约地觉得，即将召开的这一次“十六届三中全会”毫无疑问地具有难以估量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

　　我的估量是有根据的。我的根据就是已经公布于世的全会“主要议程”。前边有了，主要议程就是那三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全会报告工作，研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修改宪法。严格说来，这三项都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第一次当然具有“开创”与“创新”的性质，意义必将巨大，影响必将深远。

　　关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什么叫“报告工作”？报告工作就是“述职”。述职就是接受“审查”。谁来审查？当然是中央委员会。谁是党内的“最高权力机关”？——不是中央政治局，也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而是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党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平时，人们经常讲到“中央领导集体”的问题。什么是“中央领导集体”？我的理解，不是也不应该是几个人、十几个人的某种组织，而是拥有一二百人的中央委员会。与此相联系，何谓“集体领导”？在党内来说，就是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提到“集体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不少，且又十分地深刻。这个问题，不作专门的探讨和讨论，一时间是很难说得清楚的（笔者另文讨论）。

　　我相信，通过本次三中全会，历史将极大地强化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集体领导”这一极为普通的概念，并把它深深地灌输到至少是大多数国民的思想意识中，而这对于我们党的不断兴旺发达与中华民族未来的长治久安必将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

　　关于“研究讨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我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市场经济是通向人类走向文明与进步的必由之路，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之前，市场经济就永远是也只能是最佳的经济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实在是人类的“杰作”。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国家何以发展得那么快？这与它们无一例外地通行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直接的关系。

　　经过多少年来的艰辛探索，中国自从党的“十四大”确立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经济领域已经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社会生活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就是说，我们已经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然而，由于中国国情的极端特殊性，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成熟，诸多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譬如信用体系建设问题。在社会道德领域，信用的缺失直接影响人们的精神文明程度；而在社会经济领域，信用的缺失必将制约经济秩序的有效维护。可是，直到目前，我国的信用体系不说“空白”，但至少也是相当薄弱的环节。有关市场经济运作的法制建设，显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任务更为繁重。因此，既然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作为一次中央全会，集中探讨研究市场经济问题，就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修宪”。宪法本来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然而，在过去了的许多年代里，除了某些会议和有关文件以及某些个别场合提到宪法之外，平时究竟有多少人们关注它的存在呢？不过，“例外”还是有的，而且只有一次，那就是“文革”期间，倒是有人提到了它，而且据说只有一个人提到它，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不过很遗憾，它不是在正常场合，而是在“红卫兵”斗争他的时候，他手里拿着宪法为自己的命运“据理力争”的时候。当然，那会有什么结果呢？回顾历史有时是很令人痛楚的，可是有时也不得不回顾一下。

　　我国现行之宪法是1982年制定的，至今已有整整20年了。20年，不算短了，其间虽经三次修改，但在若干方面已经落后于现实。我不清楚哪些方面需要修改，哪些方面不需要修改。但是，人们都会不同程度感受到，在法制建设中有时会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例如不少人一再呼吁的《新闻法》一直处于“难产”之中，这是什么原因呢？同宪法某些条款的不完善没有关系吗？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通常习惯地称之为“人权”），但是否在每一个场合都得到切实的贯彻和实施了呢？例如“言论自由”，法律保障显然不足或没有保障，“舆论监督”之脆弱本身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之所在。在反腐败斗争中，“举报人”、“上访者”为什么屡屡遭到人身摧残和肆无忌惮地打击报复？这样的事例还嫌少吗？最近披露的郭光允们的痛苦遭遇难道不是对于“人权”的讽刺吗？一些警察夜闯民宅，任意搜查，有的执法人员恣意拘留人身，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这难道不是对宪法的亵渎吗？此前曾有学者提出要“慎言修宪”，认为目前“不具备修宪条件”，否则就是对于宪法的不“尊重”；但在我看来，“修宪”已属刻不容缓。中央决定修宪显然是顺乎民心、深得民意之举。

　　我认为，此次修宪动议，中央正式提出并倡导，意义非同小可。修宪实施之日，当是中国法制建设走向更加成熟之时。宪法完善本身意义固然重大，更重要的是由此将是国人法制观念的极大增强，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依法治国”道路上走得更快更好。

　　有鉴于此，我对“十六届三中全会”寄予厚望。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这将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会议。我热切地期待着她的顺利召开！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