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建交40周年，作为当年中法建交谈判的参加者，我深感40年前震动世界的中法建交，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周恩来总理和法国总统戴高乐外交智慧的结晶。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继续支持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外交上孤立。直至1964年，西方大国除英国和我国有半外交关系外，其余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同中国建交。1958年戴高乐在法国重新执政，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对美国在北大西洋集团内称王称霸、控制西欧甚为不满，主张“欧洲人的欧洲”，和西德等6国结成欧洲共同体。他还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左右世界事务，反对其推行核垄断、核讹诈政策，积极发展自己的独立核力量。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全球战略计划，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准备同美国唱对台戏，承认新中国。

　　那个时候，敢于不顾美国的反对和中国建交，足见戴高乐是一位富有政治远见和政治勇气的政治家。戴高乐走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尽管建交谈判时，法方极力避免是法国先提出建交的，但实际上，这个首先提议的功劳理应记在戴高乐的名下。

　　戴高乐有一个承认中国的英明战略决策，却不愿公开承认中国的建交原则，特别是不愿主动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以为承认中国的建交原则，就是强加给他的先决条件，有损其尊严。他亲自指派的代表埃德加·富尔在北京和周恩来总理及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谈判，周恩来原则坚定，观点明确，待人以诚，耐心说理，说得富尔无言以对，明知不承认中国的建交原则是行不通的，仍然坚持双方都不提先决条件的立场，因为这是戴高乐的底线，他无权突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可行的变通办法，谈判只能破裂，不但戴高乐承认中国的目的不能实现，而且其尊严也会受到影响。

　　周恩来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自始至终表现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高度的政治智慧，他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下，紧紧抓住新中国外交面临的这一重大机遇，力争谈判成功。在和富尔谈判的关键时刻，考虑到法方一再声明不制造“两个中国”的承诺，只是措辞上有困难，在请示毛主席同意后，提出了一个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及和台湾断交这3个原则问题上，达成内部默契的办法，从而突破了难题，既坚持了中国的原则，又照顾了法国的困难，使中法建交的原则问题在实质上得到了合理解决。

　　不仅如此，后来两国政府代表在瑞士继续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也是周恩来和戴高乐的外交手笔。法国代表提出的建交方案，综合起来就是：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只有（两国政府决定建交、互换大使）两句话的联合公报，其意图很明显，就是以这种方式取代北京商定的互换照会的方式，即法国先照会中国愿意建交并互换大使，中国复照同意，然后相约同时发表来往照会，宣布建交。这一改变，可以避免是法方主动提出建交，也更符合法方不主动和台湾断交的做法。我方采取灵活态度，同意了这种方式。

　　协议达成后，对方说今天达成协议的全部内容都是戴高乐亲自批准的，他不必再报告法国政府。中国前驻法国使馆参赞张锡昌最近著文披露，中法建交，戴高乐有一件手谕，这种方式和公报措辞都是根据戴高乐手谕定的。而我最后同意只有两句话的公报和联合公报的方式，同时提出我方将单独发表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建交，互换大使并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也正是我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向正在那里访问的周恩来总理汇报时，周总理亲自指示我的谈判方案。这就重新上演了北京谈判的情景，法国以联合公报方式取代戴高乐特使亲自在北京商定的互换照会方式，如果没有中国总理的同意是行不通的；而单独发表声明的英明决策如同“内部默契”一样，解决了建交的一切难题。于是历史上出现了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公布建交联合公报，1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发表声明这样一种独特的建交模式。

　　全部建交谈判过程显示了戴高乐是中法建交的倡导者，没有戴高乐的主动，就没有那个时候的中法建交谈判；同样，没有周恩来的促进就没有谈判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是根据毛泽东的伟大国际战略思想来处理中法建交问题的，他的视野已超出了“建交”事务本身，是从当时整个国际局势和外交斗争需要的战略大局来考虑中法建交这个具体问题的。中法建交在当时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以后的国际局势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曾任中国驻瑞士大使、中法建交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

　　《人民日报》 (2004年01月27日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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