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重庆市江北区的天原化工总厂15日晚氯气泄漏，次日连续两次发生爆炸。目前事故已造成9人死亡失踪、3人受伤。

　　这次事故值得国人高度关注。因为，这样的工厂生产事故竟然发生在重庆市的主城区,发生在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据报道，事故发生后，为防万一，在化工厂周围1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就疏散了15万人）。

　　类似的是，在深圳的城区，存在着一个大型液化气库群，如果这些液化气发生爆炸，深圳十几年的建设成果将面临被毁于一旦的危险，而且在1993年这些液化气库群附近就发生过一次化学品大爆炸，然而，但是由于利益的纠葛，液化气库搬迁十年来一直停留在纸上。

　　在不少城市，多年以前的危险设施是被安置在城市边缘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急剧扩张，那里逐渐成为市区的一部分，原来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没有及时得到搬迁而和众多人口日夜相伴。如果发生意外，这些一直在给人们带来利益的设施就会立马变成“炸弹”。

　　现在“经营城市”的口号正响，人们常常把这个城市的GDP看做“经营”的效果，而忘记了繁荣下面隐藏的某种危险。一个城市，首先应该是适宜生活的地方，是让公众感到安全的地方。在城市的规划和功能设计中，理所当然要把危险的隐患及时清除。

　　其实，要说城市的管理者没有认识到危险的存在，似乎也不尽然。深圳市搬迁天然气库群计划了十年，重庆的这个化工厂据报道政府也已经提出了搬迁计划，但是，计划仍然停在了纸上。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是对一个城市总体发展水平考核标准的不科学：出现在新闻报道和城市政府总结报告中的往往是一系列闪着金光的数字，人们看到的也往往是高楼大厦、宽阔马路。当人们为城市的经济总量沾沾自喜、主政官员因此而得到升迁的时候了，危险的东西往往被遗忘和忽略。

　　有人在总结城市“马路拉链”现象时说，为什么马路不断地被“剖腹”，因为地下排水道等基础设施永远也赶不上城市的发展，那么为什么不一次就建造得大一些呢？“高楼大厦可以被上级看见，下水道能吗？”———一个有安全隐患的工厂没有被搬迁，因为这个工厂还在创造着GDP，在政绩上是“加法”，而停产搬迁要花钱，明显是“减法”，这个账太容易算了。

　　只要存在着事故隐患，就可能会发生事故，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或事故的大小不同而已。侥幸只能让灾难来得更大。但要真正使城市脱离“险境”，还要从城市管理、考核机制上进行改革，这是为了城市的有机发展，这是为了市民的整体福祉，而不仅仅是要避免突如其来的灾难事故。

　　本报评论员 艾君 相关报道见今日A04版（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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