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媒体上有两类人的话最多，一类是经济学家，一类是法学家，社会上只要有点风吹草动或者“现象”，第一个“置喙”的往往就是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就这么多，简直是“全知全觉”，还有就是精力这么旺盛，“管”的事这么多也不觉得累。

　　他们说，他们喜欢说叨说叨是缘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这是应该肯定和给予保护的，但说的对不对却需要我们甄别和独立思考，否则我们就学不到真知识，就会被误导。比如，这回广西高院不受理“13类案件”又让法学家们有话要说了，我看了一下《中国青年报》8月24日登载的三位法学家的“质疑”，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一，法院该不该受理哪些案件应该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内部通知没有法律效力；二，外国法院管的事“相当广泛”，意思是不象我们法院限制这限制那；三，应当把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完全纳入法律轨道。

　　上述观点仍然沿袭了他们对中国任何事件和现象“质疑”的思路——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思路，好象他们只会打这一种套路的拳——外国人是怎么做的，我们应该怎么做。说的“学术”点儿是他们只说“应然”，而不说“实然”，也就是不说或很少说实际情况、社会现实、司法实践究竟怎么样。具体到广西高院这件事，在“实然”方面他们首先有一件事没做。广西高院新闻处的处长说了，他们出台的通知“每一条都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司法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精神”制定的，如果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精神作出的不算是“依法”，那么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作出的总算是“依法”了吧？法学家何不对处长的这句话考证一下，具体辨别一下哪一条有法律依据，哪一条没有法律依据，看人家说的对不对，然后再发表意见多好。而且凭他们的学识，这费不了多长时间，顶多半小时“搞定”，但他们就是不搞，不搞也敢给人家下“不合法”的结论，何其怪哉？

　　这是他们不搞“实然”论证的表现之一。法学家也许会说我把问题给论“歪”了，他们的意思是法官应该直接执行以法律规范形式表现的法律规定，现在把散见各处的法律规定“撮”成了文件就是“行政规定”，就不是法律了。我不这么理解，我没看出这其中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法官执行的通知从本原上讲仍然是法律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他们不搞“实然”论证的表现之二是，他们从来都是从“抽象”到“抽象”地指责别人，一贯的态度是“睁着眼睛说大话”，一点儿也不体谅人家的处境。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就我们目前的现实而言，法院不是“全能”的，也不是最具权威的，就解决问题的权力和能力而言，比法院“管用”的部门不止一个。有些群体性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比如拆迁、征地、改制中的问题等，说句实在话，问题产生的责任在地方政府，解决问题的责任也在他们而不在法院。法院不受理一些案件，不接那个“招”，实在是法院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能“吃几碗干饭”，而不是推卸责任。要说推卸责任，我不知道法学家注意到这种现象没有，在法学家的“启蒙”下（当然了，这只是因素之一），不仅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提高了，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也提高了，他们也动不动来个“官告民”甚至鼓励老百姓“民告官”，不明就里的人主要是法学家不止一次地撰文“盛赞”，殊不知，人家有时候玩的却是“依法”转移矛盾。广西高院的通知中所举的上林县象山水泥厂的例子，仔细解读解读，我们应该有新的体会和新的认识。

　　法学家主张“应当把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完全纳入法律轨道”，他们的深层含义是想树立法院的最高和最后的权威，但我觉得，目前如果这样做（以后是以后，再说），有可能会适得其反，会损害法院的权威。试想，法院把能不能干的“活”都揽了过来，干不好或干不下去以后，老百姓会怎么想？无能，不公，官官相护，什么议论都来了，我估计有关领导对他们评价也好不到哪儿去——怎么就这么笨呢？

　　所以说，法学家有些话听起来蛮在理，单看字面的意思真是“句句是真理”，但落到现实却有点不是那么回事，弄不好还有害。基于我的观察和拙见，我反对他们把法院推到“各种社会矛盾”的“矛”前面，这样法院会受不了，我主张把“各种社会矛盾”区分一下，大家各就各位，各自站在应该站的“矛”前面，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不是让某一个人站在所有的“矛”之前，自己却躲在“盾”后面——不管他的说辞多么动听，这都不公平，也不厚道。(稿源：红网)(作者：金文)(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