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海迪与王佐良结婚了，当时连婚礼都没有举行。海迪说：“我那时不知道我们能在一条路上走多远，爱情是需要时间考验的，婚姻更是如此，”佐良原籍上海，曾在安徽插队，当年被海迪的事迹所感动，来到齐鲁，先后陪伴海迪从山东莘县迁到聊城，又迁到济南。

　　1991年1月，海迪被诊断出患了基底细胞癌。同年，佐良陪着海迪赴上海中山医院做无麻醉手术。手术前，海迪自然想到了意外，她对佐良深情地说：“如果我活下来，当然非常幸运，我希望还能和你在一起生活，但如果我死去，也是时候了。这么多年拖累你，你为我做了许多的事情。我跟朋友们讲了，如果我死了，让他们给你找一个健康的、比我更好的女人。”佐良握着海迪的手，眼睛湿润了。

　　手术后，护士推着海迪从手术室刚一出来，佐良就一个箭步冲上去，

　　见海迪脸上绕着厚厚的绷带，还浸有血渍，佐良又难过得流泪了。倒是海迪忍着疼痛，劝慰佐良：“如果在战争年代，你肯定当叛徒，不然我做手术你干吗吓成这样！”手术、植皮、放疗，细胞被大量杀伤，体力被大量消耗，头发也大片大片的脱落。但是，海迪靠着真挚的爱情和乐观的精神，再次战胜了病魔。

　　说到佐良的爱好时，海迪笑了：“他什么爱好也没有，除了做学问之外，最大的优点就是爱干净，打扫卫生洗衣服，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海迪对夫君“不满”的只有一点，“不擅长烹饪。家里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佐良总是提议吃方便面”。

　　佐良瘦瘦高高，戴一副眼镜，蓄着胡须，有着江南人特有的男子汉韵味，会英语、精德文，现在山东师范大学海外考试办公室工作。佐良在调入山东师大之前，曾在一所大学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之时，海迪不无幽默地对佐良说：“你把人家苏联研究得解体了，这下不心烦了吧。”

　　海迪拥有许多书，其中很多书都是佐良给她买的。有时为了买一本书，佐良常常要跑许多路。他还把那些海迪没说要买的书的目录抄下来，带回家让海迪选择。少女时代就喜爱画画的海迪，在写作之余还创作了许多油画。为了海迪的那些油画，佐良又变成了个木匠。海迪的油画有时需要配旧船板那种颜色的画框，佐良就用棕色、黑色鞋油混在一起涂染，效果极佳。有几幅油画在韩国展出时，被一位大商人看中，愿意出高价求购，但海迪婉言谢绝了，因为它包含着佐良与她的感情！

　　他们也有吵架的时候。海迪在创作上是个要求极高的人，有时甚至近于苛刻。海迪曾经和佐良大吵不止，那是他们合作翻译美国当代小说《莫多克》的时候。在翻译的过程中，两人经常为一个单词、一个句子的中文表达争执不休。好在都是为了文学，吵过之后形成共识。“当时我翻译到那些哀伤的段落译不下去，还有我的身体状况，要在半年时间里译完，我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我请佐良与我一同翻译，他只能在工作之余翻译。我们只有一本原文书，我每天下午翻译我的章节，他就在夜晚进行工作。我将那些伤感的章节‘让’给了他，每次他结束工作，我都要看看他的脸上有没有泪痕，眼睛是不是发红，可是没有。我问他，你为什么没有流泪？你不觉得难过吗？他说，因为我是男人，不过他又说，其实我翻译那些地方时，鼻子也是酸酸的。”

　　海迪很喜欢孩子，能不能抱养一个孩子？也可免去将来的孤独。海迪说：“这个嘛，我们还没有想过。我虽然没有孩子，但却经常抽时间给全国的少年儿童写文章，我很热爱他们，从这方面来说，我把全国的小朋友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想到这里，我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海迪还特意为全国的孩子们翻译了美国儿童小说《米勒旅行记》和英国儿童小说《丽贝卜在新学校》。“我已经从孩子们的大姐姐变成了孩子们的阿姨。我的心灵也变了，对生命的热爱、留恋变得越来越强烈。”

　　有一次，海迪问佐良：“我们没有孩子，你说等我们俩白发苍苍的那一天，该怎么办呢？”佐良将海迪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平静地说：“到那时，我们一起上敬老院。”（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