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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浙江的发展奇迹(与时俱进 走向辉煌 浙江篇)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22日02:01 人民网-华东新闻

  本报记者 曹玲娟

  据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2003年浙江省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为51.2%,过半农民过上小康生活,比全国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16.9%快34.3个百分点,居各省区之首,列全国第四位。图为浙江省宁波市滕头村村民住宅小区一景。

  鱼米之乡的背后,是几代人的精耕细作

  杨治明爽朗地笑着,快步走进会议室,目光炯炯。

  51年前,20岁的杨治明也是这般热血澎湃地来到嘉兴。如今,发已白,心未老。

  “嘉兴的农业发展是浙江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见证了嘉兴农业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发展历程,身为高级农艺师的杨治明,自然有底气加以评价。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嘉兴每年净上调粮食占全省的四成还要多。”位于浙江东北部杭嘉湖平原的嘉兴,具有7000多年的农耕历史,无论是粮、油、畜、茧、渔,历来都在全省占据着重要位置,是名副其实的浙江粮仓。

  “靠的是精耕细作”,杨治明说,“几十年来,嘉兴的农技工作者同农民一道,从没有停止过对粮食高产再高产的探索和追求。”

  浙江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但实际上,全省土地总面积只有10.18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06%。“七山一水二分田”,人均占有耕地仅0.53亩,不到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甚至低于世界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占有量的最低限。

  “解放初期到1955年,嘉兴还是一年只种一季稻,1955年后发展到种两季稻,解决了双季稻种植的技术问题和稻谷的品种问题。等到70年代的时候就是种三季粮食了,两季稻谷和一季大麦或小麦。”回忆当年,杨治明记得非常清楚。

  杨治明的工作,与嘉兴的农业发展紧密相关。从参加工作开始,他就基本上呆在农村进行耕种的技术指导,20多年后调到了当年的嘉兴市农业局,仍以此为业。“我们当年,都是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家的目标就一个:高产。我们是全浙江第一个超‘纲要’,就是超过800斤,然后是超‘双纲’,两个800斤,再就是超吨粮,一亩地超一吨。”

  尽管受制于自然条件,但浙江人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以自强的精神辛勤劳动,精耕细作,科学种田。他们在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60年代的时候,嘉兴的农村就已经全部电力联网,实现电力排灌。那时,几乎每个县都有小化肥厂,保证化肥的充足供应。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推广技术,提高粮食产量。”至今,乡亲们都尊称杨治明和他的同事们为“专家”、“老师”,这无疑是对一线科技人员最大的褒奖。

  正是这种坚韧不拔、勇于创新的精神,使得浙江能在薄弱的自然条件基础上建起“鱼米之乡”。到70年代前期,浙江沿海地区的粮地亩产已达到500公斤以上,处在国内的领先水平。

  几代人的艰辛劳作,将浙江的农业潜力挖掘到极致。“当年的嘉兴,田边地角都很难找到一分的荒地。”杨治明的思绪,久久停留在那个筚路蓝缕的年代。

  经济奇迹,靠坚韧不拔打造

  不仅仅是人多地少,浙江还是一个资源穷省,缺煤、少铁、无油,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大宗原材料,人均资源量综合指数在全国居倒数第三位。同时,浙江也是国家财政投入最少的省份之一,人均投入仅410元。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成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省份之一,迅速地从一个面积10万平方公里的“资源小省”成长为“经济大省”。

  历史的新篇章,是靠坚韧不拔的创新精神翻开的。

  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浙江人,捧不到国有企业的“铁饭碗”,就自己在乡村办起了小作坊、小工厂;拿不到国家计划的原材料和销售定单,成千上万连普通话也说不好的浙江农民走南闯北地跑起了供销;走不进国家定点的物资贸易市场,就自己联合起来办起了小商品市场……

  “浙江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还是乡镇企业,乃至专业市场的发育,小城镇的兴起,都离不开农民的伟大创造。”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顾益康说,“浙江的多种经济发展模式,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成为自由的个体,赋予农民自由的发展权去参与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由此产生的强大推动力量,是浙江由资源小省发展为经济强省的原因所在。”

  浙江农民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发展冲动,造就了浙江各地百花齐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是温州模式、金华模式、台州模式,都是由群众对制度变迁的自发性需求推动的。

  “温州集体经济较薄弱,而且温州人务工经商的传统意识比较强,因此走的是发展家庭工业的道路;金华既有集体经济也有个体经济;杭嘉湖地区最开始是和苏南一样,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顾益康逐一道来,“不管是哪一种模式,都是群众的创新,都是同当地的客观条件相适应的农民的理性选择,都是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起步模式。”

  这其中,乡镇企业的历史使命,尤其不容忽视。

  80年代起,浙江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为经济高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浙江现有各类所有制乡镇企业100多万家,仅浙江省本省,就至少有900万农民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摆脱土地的束缚。截至今年年初,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工资收入已占人均年纯收入的52%;而乡镇企业交纳的税金,也占了浙江省财政收入的近60%;乡镇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占到浙江省工业增加值的88.24%。浙江农民的收入已连续16年居全国各省区之首。

  浙江的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在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一大批产权清晰的民营企业乃至上市企业应运而生。

  如今,浙江70多万家民营企业,构成了浙江经济强劲有力的发展生力军,同时,形成了带有鲜明的区域经济特色的块状经济,如绍兴的轻纺、义乌的小商品、柳市的低压电器、嘉兴海宁的皮革、永康的五金、桐乡的羊毛衫、温州的皮鞋等等。

  浙江,正由基本温饱走向整体小康,由封闭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开放的现代工业社会。

  城乡统筹,创新精神再聚焦

  宁波高桥镇望江村的张国昌说,他们一家三口全部参加了大病医疗保险,“有个村民动手术,住院就用了将近2万块钱,因为已经参加了大病医疗保险,所以报销了将近一半。我们现在也和城里人差不多了,每人每年交20块,可以保一年。”

  望江村2500多名村民,99%都参加了这个今年5月份开始的大病医疗保险,村民的评价都不错。据介绍,宁波正在推开以大病统筹为主体、医疗救助为补充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试点地区每人年筹资75元,其中23由各级政府承担。目前,已有260多万名农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达到90%以上。

  城乡统筹决不仅限于宁波,而是整个浙江的发展战略。

  跨入新世纪,浙江人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再次得到集中体现,他们开始向着一个更难更高的目标攻坚———城乡统筹。

  “是农村工业的发展推动了浙江经济,农民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以乡促城。但是,光有这种推动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考虑到城市怎样带动农村,工业怎样带动农业。这才能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顾益康解释。

  宁波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郁伟年说:“我们的目标是,到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000元以上,争取达到1万元。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再进一步扩大。同时,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社保体系初步建立,现代化村镇规划建设有效实施,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近年来,浙江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了城乡统筹的真正意蕴,是资源的再分配和优势的再组合。它突破了以往自下而上,农民、城市改革分别推进,微观改革不大配套等局限,为促进全社会持续快速稳定发展提供了契机。

  “统一城乡规划,加强城乡间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促进城乡间生产要素流动,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占恒的一席话,勾画出了浙江未来城乡统筹的发展方向。

  (本报道照片由phototex提供)

  《华东新闻》 (2004年09月22日 第一版)

  浙江仙居农民喜领被征用土地养老证银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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