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札记：寻找“周国知”

　　新华网北京10月26日电在茫茫的鄂西大山里，我们6名成员组成了新华社这次采访报道周国知事迹的临时团队，包括文字、摄影、音像和网络记者。生前默默无闻的周国知，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自己的文字资料，记录自己工作、生活的照片也寥寥无几。寻找周国知，只能走他走过的路，进他进过的门，访他生前最关切的群众，探望留下他最多歉疚的家人。

　　翻山越岭，沿着周国知生前“为人民服务”的崎岖山路；走村串户，倾听椿木营百姓心底的记忆。

　　湿滑的山路、飘落的秋雨以及村民的泪光中，逝去一年的周国知，渐渐清晰起来，我们似乎开始触摸到周国知那颗火热的心。但，无须讳言，对于他和他的生命历程，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认识和不认识，自己的理解和不理解。我们对周国知的报道，已经呈现于读者面前，但我们对周国知和周国知精神的寻找仍在继续……

　　余国庆——“好人”

　　在恩施州椿木营乡采访周国知事迹的一周里，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过我要加上一句，泪水是滚烫的。

　　走上两个小时的山路没见到一户人家，给我们带路的一位乡干部说，周国知经常走这条路。

　　周国知到底在群众中是什么样子呢，他真的有那么好吗？因为电视采访要形象直观，每到一个村寨，每见着一户人家，我都举着话筒问同样的问题。问：“知道周国知吗？”村民答：“周主任是个好人。”又问：“他怎么好啊？”村民答：“他想着我们，关心群众。”不知这两个问题问了多少遍，问了多少人，但回答都是那么惊人地相似。

　　接下的事情更令人惊奇。两个问题问完后，想让他们讲讲周国知具体怎样关心群众。村民胡顶成只说了声“周主任，他，他”便无语，忙着擦眼泪，接下来还是无语。村民熊昌余答非所问，“群众认为周国知是累死的，不是病死的”，眼睛红了。福利院五保老人汤银桂，对我的问题好像没有听明白，只是嘀咕“我好欠（想）他”。

　　“周主任是个好人”，这是群众对周国知最简单的认识，可恰是最正确的评价。当别人问我周国知是个什么样的人时，我的回答和村民一样，“他是个好人。”

　　郝同前——“公家人”

　　周国知带着相机拍遍了大山里100多消茅户的房子。

　　公家的相机、公家的胶卷，儿子要他给自己照张照片，他不答应，而是给了10块钱让到照相馆去照。只是因为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能给自己家的人服务。自己从结婚起就没有跟家里人合影拍过照片，妻子、女儿、儿子、老父亲……连张照片都没有。周国知去世一年了，前来采访的记者拿起相机为他们家的每个人都拍了照片，还为他们--儿子抱着父亲的遗像与母亲、姐姐补拍了他们家的第一张全家福。

　　我受感动最深的话：周国知的妹妹问哥哥：“我们家受了灾，为什么就不能享受到和别人家一样的待遇呢？”周国知说：“谁让我是个公家人。”

　　要是所有的公家人都有周国知一样的公心，天下就太平了。

　　万后德——难忘的山歌

　　周国知生前所在的宣恩县椿木营乡，位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作为一个民族地区，那里的老百姓能歌善舞。而土家山歌更是表达爱情的主要方式，但在椿木营乡，有一首山歌是例外。

　　“我们有一首山歌，是写给周干部的”，在椿木营乡杨柳坨村，陪同记者采访的村干部熊昌余对我们说，“能给我们录下来吗？让山外的人都听听，知道咱周干部是什么样的人。”

　　“周干部走了一年了，这一年里，只要逢年过节，我们就在乡里唱，在他帮助过的贫苦户家里去唱。”熊昌余招呼了村里另外3位村民，他们来到一位“消茅”户家门前的小院落里，一字排开。曲未开口，泪已先流：

　　“有这样一位乡干部啊，他是人民的好公仆啊，他解决百姓的茅房户啊，家家户户有屋住啊......”

　　山歌没有写意和煽情，更像是一首娓娓道来的叙事诗。但唱者动情，闻者动容。这是记者采访周国知事迹时，一个最让人感动的场景。周国知生前没有多的照片和影像资料留下来，但朴素的山民，用他们最朴素的方式，勾勒出一名山区基层干部的伟大形象。在歌声回荡的山谷里，我仿佛看见了周国知背着竹篓，深一脚，浅一脚跋涉的身影。

　　杨希伟——人才、导向、作风与制度

　　周国知在基层工作了二十年，经历过不同岗位，总是能够把群众的事情办好，总是能把党的政策贯彻落实好。他的这两点，在更加亲民务实的新时代，为我们树立了关于干部的人才标准。

　　但这样的人才没能有机会在更大的舞台施展自己的才华，无疑是个遗憾。不少读者为此抱不平，记者也一直在采访中找寻其中的缘由。

　　由此，在为周国知事迹感动的同时，我们想到，如何把像周国知这样能力、觉悟、群众基础俱佳的干部选拔出来，予以重用，似乎值得各级党委深入思考。至少有一条，要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听民声、顺民意，把群众公认有能力、一心为民的干部挑选出来。毕竟，老百姓的感情最纯朴，人民群众的眼睛最公道。

　　希望周国知的报道感动人，包括我们自己；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让大家作些反思，包括我们自己。

　　袁韵——周国知的“低”与“高”

　　对周国知事迹的采访，是一个设问解答的过程。当我踏上椿木营乡的土地时，两个疑问就萦绕在心头：周国知真的那么好吗？如果真的那么好，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提拔重用？

　　在椿木营最初的两天，我们采访了大量干部群众，从他们口中，第一个问题轻松得到了解答：周国知的的确确是个好干部，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把群众放在第一位，时时刻刻为群众着想。

　　第二个疑问，一直等到采访进行到第三天下午的时候，椿木营乡党委书记张兴武才帮我解开了。“他对升迁没什么意识，他说当县委书记也是为群众做事，当基层干部接触群众更多，有更多时间去为群众办事。”张兴武对周国知生前说过的这句话记忆犹新。张兴武清楚地记得他曾经三次动员周国知去函授拿文凭以便提干，可是周国知都拒绝了。“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肯定完成，当干部都是为群众做事，一去函授就是半个月一个月，群众来找我办事会找不到人。”就这样，周国知一直没去函授拿文凭，错过了提干的机会，直到去世时也还只是一个乡民政助理。

　　“我不要高官厚禄，我做个基层干部，天天和群众在一起，多好。”椿木营乡勾腰坝村村委会主任罗群林也深深记得周国知曾经不止一次给他说过的话。周国知这么说了，也这么做了，他扎进群众堆里，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可就是这种“低”，映衬了他境界上的“高”，成就了他在群众心中的高大和美好。

　　曲志红——凡人与圣徒

　　就我个人而言，并不愿意、更准确地说，是不太敢参加重大典型人物的报道，凡有这种任务，总有点推三挡四。无他，是缺乏某种信心。

　　典型人物，到了这样的层次，其事迹都经过了千锤百炼，都有些振人心腑之处，但对于我们，这还不够，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写他做的事，还要写他的人,尤其要展现他内在的东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精神实质。实在说来，即使对自己的内心，我们也难以完全说得清楚，何况他人？更何况已经去世的他人？！

　　从踏上椿木营的山路开始，我们一直试图寻找“周国知”——人们认识的周国知，人们记忆中的周国知，人们感念的周国知，人们赞颂的周国知……

　　我知道，这些都是真实的周国知，但又不一定是真正的周国知，因为，我始终不敢确定支撑这个人物的“那一点”——在很多人看来，他的生活太苦，他的工作太累，他在“官场”的表现太傻，他到底为什么，如此无私、如此无欲无求地“助人为乐”？！

　　我们无法追问一个逝去的灵魂，而所有熟识他、了解他的亲人、朋友、同事也包括无限怀念他的群众，似乎谁也没去想过他的动因。他就是这么一种存在，平平常常，天经地义。

　　在我们今天这个凡俗当道的时代，人们不喜欢、也不相信完人，更不愿见到有什么“圣人”，我自己也如此。但面对周国知，想不出什么更恰当的言语来表达他的一生。

　　其实，无论哪个时代、哪个社会形态中，都有被称之为“殉道者”的一种人，不过所殉之“道”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一种理想，有的是为真理，有的是为实现自我，有的是为金钱名利。我想，周国知的“道”，是群众，是比他更苦、比他更穷、比他更累的父老乡亲，他为他们不惜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