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玉儒童年时的照片
我叫牛继红，是牛玉儒的妹妹。三个月前，哥哥的突然离去使全家人陷入深深的哀痛中。身体虚弱的嫂子，已承受不了一次次的回忆和追述，她宁可对着哥哥的照片独自落泪；那一双正在求学的儿女，他们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这种长大让人看得心酸；更叫人难过的是我那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至今仍蒙在鼓里，我们骗他哥哥调到了外地。
追忆哥哥生前的点点滴滴，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个朴实的平民兄长。我们兄妹6人，他排行老三，我老四，1958年，年轻的母亲突然病逝，留下我们6个孩子，当时小妹刚出生6个月，三哥也才6岁。那时城市口粮少，乡下的二叔看我们困难，爸爸又忙，就把二哥、三哥和我接到他家。二叔本来就有7个孩子，加上我们，十几口人全靠二叔一个人的工分养活，十分艰难，二叔常回忆说：“那时苦哇，整盆儿饭都不知哪个吃了哪个没吃，更别提饱了。”在我的记忆里，三哥打小就特别懂事，从不和兄妹们争抢，还时时照料小妹。他特别勤快，割草推磨、捡柴拾粪，样祥能干。二叔常常夸他是个好苗子。
小学二年级时，三哥和我回到城里读书，可没过半年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父亲被打成“内人党”抓了起来，足足三年工资不发。我们的生活靠几个叔叔送点米面维持，姑姑给我们缝缝补补。那时大哥下乡插队，二哥三哥每天去城郊打柴、捡菜叶，我和妹妹守在铁道边上拾煤核。冬天我们的手脚长满了冻疮，每到晚上，三哥轮流把我和妹妹的脚捂在怀里，而他自己的手却直流汤儿。三哥17岁时下乡插队，村里的农活没有他不会干的，大家都很喜欢他。逢年过节他也不回家，义务帮群众干活儿，有的人家干脆认他当干儿子。25岁时，三哥被推选为通辽县莫力庙公社的党委书记，那时公社干部开始以自行车代步，可哥哥知道公社困难，并没有买。凭着自己那双硬脚板，他踏遍了全公社20多个大队小队的田野村落，方圆上百里。一双军用鞋被他亲手缝了又补，补了又缝。他对工作的热忱投入和极度负责赢得了当地群众的爱戴。仿佛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家。他特别喜欢吃老乡做得饭菜，淡淡的，从院落飘来的清香，让他多少年后说起来都觉得回味无穷。农村的粗茶淡饭养育了他，纯朴的人情感染着他，所以他毕生把百姓大众视为衣食父母，用毕生的精力来报答！
我们一直自豪着，有这样一位能干的哥哥，1980年他调到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工作时，我还曾想，等哥哥当了大官，我们的苦日子就熬到头了，最起码，我也可以去呼市那样的大城市见识见识，让哥哥给我买身新衣服。等啊盼啊，他没有请过我们一次，连他的婚礼也只是事后寄来一张照片。是哥哥变得无情了吗？1987年他回来探家，那时他已经是自治区纪检委的秘书长了，盘腿上炕，吃起饭来还是狼吞虎咽，吃冒汗了脱掉衣衫，背心上露着两三个洞，我背过身擦眼泪，心直口快的二妹埋怨道：“真寒碜，穿得连我们都不如。”可哥哥却一脸的无所谓：“里面又没人看，扔了白瞎。”
哥哥这种简朴的生活作风跟了他一辈子。哥哥遗体火化那天，我们把他生前常用的东西一一烧掉，可嫂子硬是将哥哥在家最爱穿的一双旧布鞋，一件胳膊肘已磨破的羊绒衫留下来。她哭着说，给他换双新的吧。
1989年，哥哥提成了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工作更忙了，和家人的联系也越来越少了。尤其后来他在呼市、包头工作期间，工作的繁忙超过了常人的想象。打十次电话他有八次不在家，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加班，有时我们也和嫂子报怨说你管管他，哪有这么玩儿命干的，可嫂子总是无奈地说：“我管不了呀，他这个人恨不得一天掰成两天用，谁让你们老牛家生了这样一头不知疲倦的倔牛。”如今这头倔牛倒下了，他忘记了，他也是血肉之躯呀!
哥哥在包头任市长期间，有一段时间每到晚上他就发高烧，嫂子天天劝他到医院看一看，可他总是推脱说没时间，那段日子正值包头城中村改造进入关键时期，他每天很晚才能回家，喝两片索密痛睡下，早上起来后，再吃两片就又匆匆上班了。不久他到上海去洽谈项目，要返回时，他给嫂子打电话说晚上从北京转飞回包头，在嫂子的再三追问下，得知他出差这几天依然发高烧，更为严重的是，还在便血。嫂子苦苦求他到北京后好好查一查，可他固执地说转乘机票都买好了。心急如焚的嫂子连夜赶到北京，硬是在北京机场把他拦下来，去医院一查，结果是腺性膀胱炎。大夫让他住院，他偏偏只配了药就回来了，高烧一退，他就上班去了。过了几天，他又烧起来，严重时浑身发抖，用两床棉被捂在身上还是抖个不停，他干脆就让嫂子坐在被子上压着。看他被病痛折磨的样子，嫂子向我们哭诉：“你们快来劝劝吧，别再让他没白没夜地干下去了。”可谁的劝他能听进去呢，在他的脑子里装得全是工作、工作。他总是说：我给群众的承诺不是白讲的。几年的时间，包头变了，到了呼市他又承诺城市要大变，人民生活要翻番，为了这个目标，他马不停蹄、废寝忘食地工作。就是一台铁打的机器也有停转检修的时候，可我的哥哥硬是把他这台生命的机器加速转到了终点。青年时代的牛玉儒
青年时代的牛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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