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率下降是什么危机

　　美国来信之薛涌专栏

　　最近，中国和美国都爆出了关于各自国民素质的新闻，但两国的反应却有天壤之别。

　　根据两年一度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人的阅读率下降了8.7个百分点，2003年的国民阅读率为51.7％。然而，这不过是我们这里的花边新闻。“专家”从统计数据得出一个轻描淡写的结论：生活节奏紧张是阅读率下降的最重要原因。

　　美国的新闻是：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r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对41个国家的调查，美国学生的数学和科学能力在各国平均线以下。其实，这在几年前就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实际上，美国八年级学生的表现，这次还有所提高。但是，这个消息还是很有爆炸性的。主要报纸连篇累牍地讨论，《华尔街日报》等还发表社论，仿佛全国陷入危机。

　　论者指出，孩子们在学校里学的数学，大多并不会在日后的生活中直接运用。大部分家长早把所学的数学忘光，只有在辅导孩子时才抓起书来重新学。况且，世界的数学天才大多数汇聚美国，若需要还可以全球招揽，没有必要人人都成为小数学家。但是，数学训练人们精确的抽象思维能力。比如概率和统计，可以用来解释民调数据，以及饮食习惯和心脏病发病率的关系等等，涉及国民每天都要面临的问题。没有数学训练，人们就丧失了精确的抽象思维能力，对商品广告乃至政治家所兜售的东西就缺乏基本的辨别能力。

　　看来，人家对这个坏消息本能的反应是：没有数学国民究竟丧失了什么？那么，不读书使中国人丧失了什么呢？

　　阅读是人类传递信息最有效的、不可替代的手段。因为通过阅读接受信息，最能体现信息接受者的主体性。比如，你在读书时，速度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调节，有些段落可以反复琢磨，做笔记，甚至对之质疑、挑战。接受信息的过程和思想的过程可以充分地混合。这一点，大多数新媒体都不具有。比如DVD一放，就按照既定的速度走，信息的接受者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这样的信息传送，常常是灌输式的，缺乏思想的空间，不具有阅读中的对话性。

　　阅读的另一特点，是个人性。阅读不是朗诵，是默读，不和别人分享。读者和书之间可以建立个人的关系。其他新传媒，大多有某种公共性。即使自己关起门来看电视，常常也感到四周有人。所以，阅读给个性化的信息传递创造了最大的自由。信息的接受者对所接受的信息有充分的个人解释权，最大限度地免除其他受众的影响。

　　因此，一个人不读书，接受信息就常常是从众的、被动的、缺乏分析的。一个民族不读书，这个民族的文化就丧失了创造性、批判性，个人就会被群体所淹没。这里最有意思的就是读经。读经大概是我们近年来罕见的读书运动了。但从技术层面来讲，读经是背书，把读书过程中思想的空间都去掉，学童要跟着记忆和琅琅读书声不停地往前走，就像跟着录音机走一样，失去了自己对这个过程的控制权。也无怪乎读经的鼓吹者甚至不在乎学童到底懂不懂经文。这和阅读已经没有什么关系。

　　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出阅读率下降所代表的危机。笔者早已经指出，中国目前的发展大量依靠外资：人家给钱，给设计，我们照着样子做、出力气就行了。流水线如同一直往前走的DVD和录音带，劳动者只能被动跟进，当然没有质疑、批判和创造的空间。中国的一些白领，也是规规矩矩、照本宣科的小官僚，被公司内的等级和老板的权威所驯化，属于跟着别人走的阶层。阅读虽然是在接受信息，却是一种“跟着自己走”的信息处理活动。这对驯顺、能保住自己的工作就很庆幸了的白领，当然是多余的。

　　但是，当今正是个鼓励冒险、创新、让世界“跟着自己走”的时代。比尔·盖茨、GOOGLE的创建人，都是因为敢于让世界跟着自己走而出头的。笔者曾经指出，目前美国30％的劳动力属于“创造阶级”。他们我行我素，不是他们追工作，而是工作追他们：各种高技术公司，都要跑到这些人聚居的昂贵城市安营扎寨。因为离开了这些人的异想天开，企业就失去了动力。而这些人，是一定要阅读的。

　　中国人是否阅读，将决定是世界跟着中国走，还是中国跟着世界走。最后还要归结为笔者一再向国民提出的老问题：“中国人难道永远要为世界打工？”

　　本期专栏作者

　　庄礼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

　　熊培云：《南风窗》驻欧洲记者　薛涌：本报驻美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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