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基金会宣布，全国民众有机会通过门票认购方式，参加明年2月1日（农历小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慈善晚宴，甚至可以获得证书以及和国家领导人合影。据了解，这样的慈善晚宴计划每年举办一次，使之成为惯例。当然，捐赠者参加晚宴前先须通过资格特别审查。（《新京报》11月28日）
“扶贫济弱”是法治政府的应尽义务，从报道中我们看到国家领导人以身作则大力扶贫的决心，也看到这样一种筹集扶贫款的乐观前景：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跟国家领导人共进晚宴甚至合影留念。对于官本位思想影响深远地国民来说，特别是一些有一定财富却没机会扬名立万、扩大影响的富人，应该是趋之若鹜，诱惑力极大，说不定还有几个小煤矿主呢！当然，虽然说是面向大众，但是“资格审查”让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以身家论资格！
我们为政府的尽责感动、为这种“花小钱献大爱心”，“低门槛”扶贫的新模式鼓掌叫好的同时，也感到一丝的悲哀。
税收是国家财政的来源，国家只有具备了充足的税源才能扩大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然而，据有关方面统计，2001年中国7万亿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的比例，但其所交的个人所得税仅占总量的不到10%，富人大量逃税不仅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巨额损失，还使得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完全失效，以致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对一些中国富豪逃避交纳个人所得税表示了不满，朱总理质疑：“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著名学者肖雪慧女士作这样的分析，“我国个人所得税流失严重，……流失原因是对大款们的偷漏税缺乏有效防范措施。…但在防止富者逃税上十分软弱无力的税收机构在征收中、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上却很有力度”。
个人所得税本来是针对社会贫富不均，具有调节收入差别、体现税赋公平等特征的良税，自1799年英国首创，200多年来在许多文明国家无不行之有效。之所以在我国面对富豪、大款逃税时如此地束手无策，不仅是因为富人阶层作为社会的强势阶层，具有很强的避税、逃税能力，关键在于制度、法律上的约束不够，单纯依靠富人的道德无异于缘木求鱼！
前不久，《福布斯》杂志第一次公布的“2004年中国慈善榜”中，人们发现，中国富豪们的捐赠只不过是其资产总额的百分之几而已。而且，去年被《福布斯》评出的那100位中国富豪，有七成干脆就没有在这次的慈善榜中出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的经费主要由富豪阶层来支撑，一些世界排名前列的富豪捐出的善款超过其净资产的一半，例如连续十余年排名世界首富的微软公司的总裁比尔·盖茨，他在过去四年的时间里，捐出了相当于他净资产的54%。而反观我国，富豪捐款在个人资产中所占比例和在社会慈善事业总经费中所占比例这两项指标都相形见绌。
财富是中性的，它既可以用来造福社会，也可以用来吃黄金宴，醉生梦死。对于富人普遍缺乏社会责任，不是一句“为富不仁”就能解释的。对于这种道德的悲哀，偷税漏税的富人，当在制度、法律上规范约束；对于合法个人财产的捐赠，重要的是倡导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建立一种良好的激励机制。只有这两种机制建立起来才不会再出现“国宴”扶贫的尴尬。(稿源：红网)(作者：夏青文)(编辑：闵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