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文章：“贫困”也有尊严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贫困生”被当作一种称呼或一个标签，来指代某一类型人时，注定已经和中国社会熟知的“出身论”有了暧昧不清的联系。

　　出身论是天然地歧视弱者一方的。当贫富悬殊成为现实，那些很穷的人几乎不可逃脱中国社会对他无礼的歧视或不照顾自尊的同情。而当人们在这种心态的趋势下，去资助那些穷人的孩子时，反而有可能加剧对他们的伤害。

　　但一个新的模式，使人们看到：随着贫困生自身能力的提高，他们可以跳出贫穷的怪圈。

　　-本刊记者／李径宇

　　冯选洁在老师的帮助下，办理了登机手续。来到安检口，从口袋里往外掏东西时，她显得笨手笨脚。坐在候机大厅时，她不安地环顾着四周那些衣冠楚楚的人们。

　　此时是12月24日，冯选洁平生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去另外一座省会城市。而她目前所在的城市是贵阳。这座中国西南边陲并不繁华的城市里，有她在读的贵州师范大学。

　　冯选洁应邀去参加一个会议——福特基金会“提高高校贫困生个人能力项目”一期项目终期研讨会，在云南昆明举行。

　　贫穷导致心理弱势

　　飞机终于冲上了天空，冯选洁兴奋地透过窗户往下看。她所在的城市立刻变成伸手可掬的小地方，建筑像积木一样。“贵阳真小！”等飞到昆明上空时，她进而发现，昆明坐落在平展的地盘上，相较之下贵阳则局促地躲在群山的一个角落里。

　　原来，她以为贵阳很大。在老家，她一直以在贵阳读书为骄傲。老家在贵州省松桃县，地处黔、湘、渝三省市结合部，历史上属“三不管”地带，多山，地形险恶，土匪出没，民间造枪业发达。冯选洁的父母亲戚，以及她的同龄人，都生活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许多人的年收入仅在300元左右。为了供孩子念书，一些农民只得躲在苕洞里制枪换钱。

　　2001年，冯选洁从松桃来到贵阳时，穿着朴素，普通话带口音，吃便宜的饭菜，这一切让她自卑。

　　第一次上电脑课。同学们很熟练地操作着程序，而冯选洁却是初摸键盘。她不会开机，好不容易开机后，又关不掉；关掉显示器后，主机还闪灯，于是只好把电线拔下来。旁边的同学看到后说，“真笨啊。”于是，这三个字让她刻骨铭心。生活中，她听到太多次这三个字。因为贫穷，她虽然和别人同样接受了高中教育，但起点比别人低很多。

　　据贵阳师范大学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近年来，该校贫困生占到了25%左右，一万多名在校生中就有2000多人是贫困生。冯选洁说，贫困生大都有自卑心理，“非贫困生一句无意的话，就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

　　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该校一位老师说，一些特困生经常在黄昏时溜进食堂捡非贫困生的剩饭剩菜吃。经济上的差距，注定了他们和非贫困生心理上的隔膜。“实际上，中国前几年实行的助学贷款解决了一批贫困生的入学问题。但是，因贫穷而给这些孩子们造成的心理问题，却很难消弭。”

　　之前，宁夏大学对在校贫困生的心理状况做了一次调查。结果是：73.27%的贫困生对生活状况不满意，64.51%的贫困生体会不到生活的幸福，52.53%的贫困生存在抑郁状态或有抑郁倾向。

　　一个模式和它所倡导的理念

　　设在北京的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来来说，大学生的贫困问题是社会贫困的表现。

　　一个人，一个群体，占有的资源越少，就越贫困。而解决贫困生的问题，不仅在于给他杯水车薪的钱物，更根本的措施是，“增强他们获取资源的能力，”李来来说。

　　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是福特基金会“提高高校贫困生个人能力项目”(以下简称“福特项目”，的具体执行机构。按李来来的设计，他们要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探索从根本上让贫困生脱贫的模式。

　　2002年6月，福特基金会提供200万美金给予项目支持，项目的实施方是西南三省的8所师范和民族院校，分布在广西、云南和贵州。

　　此时的社会背景是，随着大学扩招，贫困生的比率越来越高，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目前尚有制度安排上的问题)随之出台，各高校也在资助贫困生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许多企业和个人也有一些捐款。但是，大家对贫困生的帮扶手段很简单，要么给钱，要么捐物。

　　在此情况下，福特项目决定不再提供助学金和奖学金，不针对任何一个个体，而要提高这个群体的能力。项目的对象锁定贫困生，直接受益者一定也要是贫困生。杜绝学校以贫困生为名义，把这笔钱花在与贫困生无关的事情上。

　　项目希望提高贫困生三方面的能力：一、提高他们个人进入社会的竞争力，和就业密切相关的计算机、英语水平等；第二、要培养他们在团队里工作的能力，希望他们能够克服社交障碍，在团队里和别人平等打交道；第三、培养具有爱心的能力，项目不希望培训自私自利的贫困生，必须要他们设计很多与家乡有关系的社会实践项目。

　　和传统项目不同的是，福特项目不把贫困生当成一个弱势群体。项目执行者认为，贫困生相对在高校里面是弱，但给这些孩子一个舞台，可以让他们把最优势的能力发挥出来。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各个高校又设立了一些子项目。许多学校把普通话培训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因为，该地区大多数贫困生普通话极差——这是他们最自卑的问题。他们夹杂在同学中间，连起码的交流都有障碍，普遍有社交恐惧感。

　　除此之外，计算机和英语培训，以及心理咨询，也是各高校的热门子项目。

　　贵州师大的冯选洁参加的是计算机和英语培训。培训的结果是，她的计算机能力连先前说她“真笨啊”的同学们都望尘莫及。她说，现在她在非贫困生面前的自卑感一扫而光，并且与他们相处融洽。

　　在昆明参会间隙，冯选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很羡慕与会的云南师大的一个子项目，叫做花卉、马铃薯快速繁殖技术，因为“这种技术对自己的家乡很有用”。云南师大举办了四期此技术的培训，有341名贫困生参加。一名学生说，他通过这个项目已经挣到了4000元人民币。

　　在“提高贫困生能力”前提下，8所大学共设计了四十多个子项目，而且所有的子项目都遵循了一个原则，被福特基金北京项目官员何进博士总结为“创新的，可持续的，可推广的。”

　　贫困生自己做主

　　与城市素质教育的不适应，与城市“繁华”生活的不合拍，使贫困生在能力上与非贫困生出现了差距。可以理解的是，当中国的政府、银行、高校正为贫困生能否入学愁肠百结的时候，还似乎顾不上他们个人能力是否提高的问题。

　　客观上对个人能力培训的漠视，使得贫困生相对于非贫困生不仅成为经济上的弱者，更成为心理上的弱势。心理问题，按理说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和治疗解决。但事实上，当下中国各高校心理咨询机构非常少，而且不是很专业。一方面心理咨询机构既没有市场化运作，也没有成为学校长期的补贴性机构，所以导致他们做的多半是临时性应景工作；另一方面，传统保守的农村孩子都羞于请教心理医生。所以，长期来中国的高校教育者们其实很难走进贫困生的内心世界。

　　实际情况表明，只有提高自身能力，增强竞争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贫困生存在的心理问题。环境和发展研究所坚持让贫困生最大可能地参与到福特项目中。每次在学校开会，都要求公开贴海报，请贫困生的代表来参加。事实上，作为受益的主体，从立项评估一直到受益的过程中，一直都有贫困生参与。对于项目的好坏，贫困生最有发言权。

　　在贵州民族学院，贫困生的参与性发挥到了极至。该校教师认为，要真正提高学生的自强能力，必须让学生参与到项目的管理中来，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学生社团“大山之子”。该社团由贫困生组成，拥有项目的财权、物权、人事权、活动的策划设计等权力。这中间，老师的培训费，也由“大山之子”审批，成了“学生给老师发工资”。

　　由于全方位的参与项目的执行，“大山之子”的成员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锻炼。特别是那些来自边远山区，平时少言寡语的学生，整个人的精神面貌、气质、能力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一个叫徐川雁的女生，刚进校时，因为生活上的一些小事而和“有钱的”同学发生摩擦，遂怀恨在心，总觉得他们瞧不起自己。现在她恨“有钱人”的心态没有了，还竞选进入了“大山之子”的执委会。

　　“大山之子”原文秘部学生金英，以前和人说话时声音颤抖，连电话都不会接，后来居然自己带着同学进行市场调查、立项论证，并说服其他师生，创办了“蓝天印务”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