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手党”来自淳朴山村 “温江村现象”引关注

　　余富兵的右手没有抓住他心爱的手机，因为右手已经和手机一起掉在地上。他的妻子还在前面拼命追赶抢走她100元钱的持刀歹徒。“别追了，我的手被砍掉了！”余富兵朝妻子嘶声高喊……这是2004年12月17日夜发生在深圳市公明镇的凄惨一幕。为首的歹徒叫许国亮，年仅18岁。案发5天后的夜间，许国亮在家中被捕。当警察把他从床上拖起来时，感觉他体重很轻，“简直就像个还没有成熟的单薄少年”。在被铐住的一瞬间，许国亮没有丝毫反抗。根据深圳警方查明的情况，就是这个瘦小的许国亮，和19名成员组成了一个抢劫团伙，其中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仅17岁。他们在深圳市公明镇街道办合水口、马田一带，采用砍手、砍脚等残忍手段，一年内先后做下25宗劫案，砍伤路人12名，抢劫了大量手机、手提包和现金。这群劫匪来自同一个地方——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深圳民间称他们为“砍手党”，广西天等县人则称他们为“上映帮”。温江村距离天等县城40公里，距中越边境30余公里。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04年就有40余名温江村青年落入了深圳、东莞、佛山、汕头、云浮等地警方手中。但熟知“上映帮”的人称，目前在广东涉嫌抢劫的温江人还不止这个数，“可能多达上百人”。

　　曾与警方发生枪战

　　远在广西的一个小村庄，何以滋生如此多涉嫌犯罪的青年？一切要从一个叫赵民显的人说起。根据天等县警方的调查，赵民显算得上是温江村的“匪帮教父”。他于2004年被深圳警方判处无期徒刑，之前他所率的“上映帮”曾与深圳宝安警方发生过数次枪战。警方推测他们的枪极有可能是从相距不远的越南贩运过来的。上映派出所一位负责人认为，赵民显给到广东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开了个坏头，“后来温江村年轻人抢劫成风，都是跟他学坏的。”赵民显从小看起来老实内向，因为家庭原因没读完小学。赵家住的是老式土房，父亲想为儿子造间新房，所以去打石头赚钱。在一次爆破作业中，大石头压死了两个雇工，法院判决赵家向受害者赔偿6万元。赵家一时赔不起，造房梦也随之破灭，于是全家都跑到广东去打工。游荡一段时间后，赵民显去深圳打工。但到了2002年，赵民显已蜕变为深圳市公明镇有名的“悍匪”了。赵民显从2001年起就开始拉一些温江村年轻人下水，到了2002年前后，他已经是粗具规模的“上映帮”的老大。不但抢劫，还在公明、松岗一带的长途汽车站收取“保护费”，多次在黑帮火拼中死里逃生。但他终于没有逃脱恢恢法网，2003年4月，他被广东警方抓获，次年被判无期徒刑。现在赵民显的广西老家中只有一个伯伯，有时过来照看一下赵民显家的老房子。

　　天天盼儿回家过年

　　从赵民显家步行十余分钟乡间小路，就可以到黄海清家。黄海清属于“二进宫”，他是2004年初刑满释放后赴深圳打工的，2004年11月23日又因涉嫌抢劫被逮捕。村支部书记冯成金不忍心把批捕通知书送到黄海清的父亲黄尚美手中，因此黄尚美至今仍不知道儿子被抓的事。他埋怨着儿子：“家里太困难了，海清出去快一年了还没寄回过一分钱。”黄家的黄泥土房，外墙横竖龟裂，有的缝能插入一只手掌。几年前，黄尚美生了一场大病，这场病用光了家里的钱，也让他丧失了劳动能力。黄家的床是用竹片和稻草作床垫的。由于没有好一点的床，两个儿子从十多岁后就没在家里睡过。房上的瓦片早就破了，碰到下雨天，“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唯一值钱的是那头养了十年的老黄牛。它已经差不多没有力气耕田了，但黄家买不起小牛犊。家中的收入主要靠三亩水田、一亩旱田，年收入仅三四百元。打击黄尚美的不只是疾病与贫困，而是小儿子黄海珍自从两年前离家出走后至今音讯全无。两年前，黄海珍参加了新兵征召，体检合格，满以为可以实现当兵梦了，但最后因为只有小学学历而被刷下。他抛下一句“我要出门打工赚钱”就出走了。“都怪我们，没有让他念初中。”母亲黄玉芬很懊悔。因此大儿子黄海清便成了黄家唯一的盼头，两老天天盼着他回家过春节。“只要他回家过年，哪怕他一分钱没赚，什么也没买回来，我们也是高兴的。”黄尚美神情黯然。

　　儿不成器伤透父母心

　　从黄海清家步行四五分钟，就到了许国亮家。许国亮家的砖瓦房是靠他父亲挖矿赚来的。许国亮的母亲看到陌生人，眼睛里有些诚惶诚恐。后来是许国亮的伯母道出了其中的原因。原来，许国亮上个月在家中突然被警察抓走，现在许母一听到“广东来的”就会吓得发抖。许国亮的父亲和哥哥都到附近挖锰矿去了，一个月才回家一趟。许国亮的哥哥也曾因为涉嫌抢劫被深圳市公明镇派出所抓过。但许母认为两个儿子身体很瘦弱，在家里都很听话，不会去抢劫，更不会残忍地砍掉别人的手。“这小孩子一定是不懂事，乱承认的。”许母甚至有些忿忿不平。许母所不知道的是，不只是许国亮，和许国亮一起抢劫的其他18个人也是一样的瘦弱，以至于连警察都觉得难以置信，“这样瘦小，这样单纯，像没长大似的，怎么下手就这样狠呢”。据上映派出所最早铐住许国亮的警察回忆，他搜查许国亮的枕头时没有搜到刀枪，却摸到一张2003年的征召新兵的体检单。虽然看起来已经皱皱巴巴，但保存得很完整，这说明许国亮曾经非常想当兵，并且一直怀着这个梦想，所以才会一直保存它。许国亮家旁边不远是许国亮的堂兄许国定的家。2003年时，许国定在飞车抢劫时因撞警察拒捕而被当场击毙。但许国定60多岁的母亲赵玉梅至今还以为儿子在深圳打工。赵玉梅身穿暗蓝的灰旧布袄，和邻居们坐在许国定伯父家的灶堂边烤火，因为她家的土房子塌了。闪动的火光映照着她布满皱纹的脸和灰白的头发。她的丈夫在许国定不到十岁时就因病去世，此后，她把全部心血都放在维持生计与抚养孩子上。四亩稻田成了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年届六旬的她辛勤地照料着这些稻子。现在老大许国干在大新县土湖乡打矿，每个月可以回家一两趟，让她特别挂念的是二儿子许国定。“真是有点不听话，出去也快两年了，连个信也不捎回来。今年过年他总应该回家了吧。”赵玉梅嗔怪道，脸上有了一丝笑容。她曾经向所有从深圳回来的温江村人问许国定的下落，但都说不知道。谁也不愿告诉这位可怜的母亲——她儿子死了。

　　涉案者几乎都没上初中

　　温江村在2004年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整个上映乡在2004年也只有不到十起刑事案件。人口40余万的天等县自2000年来连年被评为“社会综合治理模范县”。温江村经济贫困，地理位置较偏，从县城到这里虽然只有40公里路，坐车却要花两个多小时。这是因为要经过几段当地人所谓的“三跳路”，即“车在路上跳，人在车里跳，心在胸里跳”。温江村坐落在狭长的山谷中，有十个屯，共600余户人家，3000多人。从山上流下来经过村前的一条小溪叫“温江”，温江村的名字就由此而来。村里有一个砖厂，是远近村庄唯一的“工业”。砖厂旁边是温江村小学。那些后来被称为“悍匪”的人，全部都是从这个小学毕业的。这个小学的一幢两层的教学楼是用1997年世行的扶贫基金建起来的。许国亮等人读书时学校条件没有这么好，教室设在快要坍塌的土垒危房中。旁边的八个教师宿舍至今破旧不堪，屋内阴暗潮湿，每间宿舍才十余平方米，还要兼作办公室和食堂。正式老师月工资500元，代课老师223元。张校长因为有数十年教龄，又有高级职称，每月能拿到900元。从上映乡派出所提供的20名2004年“犯事”的温江村年轻人的学历显示，几乎没有人上过初中，大多数人只读到小学三四年级，赵民显、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的学历都在小学四年级以下。2000年春节，小学老师为外出广东务工的温江青年做了一件事——按照他们的主动要求，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和“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这个地名。原来，这些青年到了广东后，常常因为连自己的名字和家乡地址都不会写而遭到工厂拒收。2004年底，一个在广东打工的年轻人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他已经辍学的弟弟重新回温江小学读书。由于近年广东对打工者的学历要求略有提高，温江小学的辍学率已基本缩小到零，但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仍然不到40％。

　　淳朴乡民为何变身凶徒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许多家庭是“空巢”，孩子们缺乏父母管教。在记者抽样调查的温江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共70多名学生家庭中，父母双方都留在村里的只有2户人家。“呆在家里赚不到钱。”村民说。50多岁的村支书冯成金形容温江村是个“山不长树，地不长粮”的地方。现在温江村人的生活出路只有两条：打工和打矿。据他介绍，早年温江村有力气的人基本上都去广东打工了，目前村里最漂亮的两座房子都是那时候去广东打工的人盖起来的。但现在去广东打工已经越来越赚不到钱，于是，全村大约70％的青壮年劳力都在附近打矿，每个月少则能赚八九百元，多则能赚一两千元。但打矿这种活并不是像许国亮这样的年轻人愿意干的，因为打矿给他们留下了恐怖的记忆。黄尚林20多岁的儿子黄海亮就是在打矿中被压死的。刚结婚的黄海亮为了还清结婚所欠的几千元钱，受雇于大新县土湖乡的私矿老板，几天后死在塌方的矿洞里，老板给了八百元安葬费了事。现在村里年轻人分成了“打工”与“打矿”两派：有了家室或者马上想成家的青壮年男子更愿意去冒险打矿，而像许国亮这样的20岁左右的年轻人，由于向往城市的生活，喜欢到广东的大城市里去“博一把”。至于他们是如何在广东“博”的，多数父母就不得而知了。对“温江村现象”，上映乡政府一位主要负责人认为，这可能和上映乡，尤其是温江村强悍的山民性格有关，“许多村民习惯于带着砍刀去赶集，这种戾气可能被这些小青年们带到了广东。”但事实上，记者走进温江村，除了能感受到这里的贫困与淳朴外，并没感受到这种所谓的“戾气”，村中至今有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乡风，村民家的房门基本上都是随意开着的。一个叫黄彩妹的12岁小女孩因为家中很穷，出不起路费，从没去过县城，记者知道后给了她几元钱路费。60多岁的奶奶知道后，马上从所住的屯里走了半个小时把钱送到村支书冯成金手上，说“咱穷人也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后来经冯成金反复解释，她才含着泪收下。更令人诧异的是，这个村2004年在广东“犯事”的年轻人中，只有黄海清曾在上映乡派出所有过盗窃摩托车的案底。至于其他人，不管在村民眼中还是在当地政府眼中，基本都是“老实人”。

　　打工仔眼中的“砍手党”

　　从广东东莞打工回村的阿星，脸上带着一种20岁年轻人不该有的沧桑和疲惫。他和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等人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但他没有成为“砍手党”，而是做了一名辛苦的打工者。从15岁到19岁，他一直在东莞一家工厂打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春节可以休息六七天外，整年只能休息一两天。即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三百多元。许国亮等人去年曾多次到东莞找他，想找个住的地方。但厂里管得太严了，阿星根本没有办法安排，但出于老乡义气，他拿出身上仅有的七、八元钱，买了四碗炒米粉给他们吃。“我对他们很好，他们对我也很好的，从来没有要求我和他们一起干，因为他们也知道，以我这种学历，能有这么一份工作很不容易。”阿星说。在温江村一帮抢劫者中，阿星只看到有一个人“金盆洗手”，“因为那样来钱太容易，干了第一次就想干第二次，一直到被抓进去为止”。据阿星讲，许国亮等人过着“饿时饿死，撑时撑死”的生活，“有了钱也不往家里寄，家里人还以为他们在深圳打工工资太低，很辛苦”。事实上，他们基本把钱用在花天酒地、上网玩游戏和嫖娼上。“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日子长不了，有钱的时候就想玩得疯狂一些。”由于“上映帮”的存在，天等县在深圳和东莞的名声越来越差了，许多年轻人因此更难找到工作。一些工厂甚至一看男性应聘者是天等县上映乡的，就不敢聘用。像温江村小学校长张有勋的一个儿子就碰到过这种情况，直到他拿出中专学历，那个工厂才接收了他。现在，留给“阿星们”的环境愈发困难，这种困境源于一些温江村人自己制造的恶性循环。在离开这个小山村前，记者给温江村小学里的孩子们上了一堂课，题目叫“知识改变命运”。虽然记者知道他们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完全听懂，但还是想给他们一个希望。那天晚上，记者和贫寒乡村老师们一起住在破旧的宿舍里，一起烤火，一起喝酒。当聊到这些孩子们和城市孩子一样的好奇心与梦想时，记者和教师们都心有感动。（据《南方都市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