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谁非之长平专栏
几天前有一个英国人，曼联队前领队阿特金森，公然讥讽“中国女人世界最丑”，举世哗然。我想很少有人会去跟他认真讨论中国女人到底是不是世界最丑的问题，人们最直接的反应是这个家伙打胡乱说，丢人现眼。也不会有人要去捍卫他的表达自由，因为他的胡言乱语触犯了人类文明规则的底线之一——族群歧视－－和相关法律制度，已经有人鼓动华人妇女团体告他诽谤罪。
紧接着，有一个中国人，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做了一个提案并公开接受采访，口口声声称“外来人口素质低”，要求北京市政府对其设置准入限制。在户籍制度改革经过多年讨论、暂住证制度纷纷取消之际，这种言论也是显而易见的打胡乱说。我想很可能会有一个能代表外来人口的团体将她告上法庭。
虽然“确实外来人口的素质比较低”是张委员的原话，鉴于包括中央领导、北京市市长在内的“外来人口”涵盖范围实在太大，我原本愿意理解她所歧视的是低学历、低收入的人群，但是当她谈到北京本地的这一类人群时，张委员则换了一种态度：“就因为历史的原因没有高技术能力，就要背井离乡吗？”并表示赞同王岐山市长报告中提出的解决好本地此类人群的就业问题。这样一来，我不当她是族群歧视者都不行了。
支持“外来人口素质低”、“没有能力找到工作就铤而走险”的最有力的证据是犯罪率，据说外来人口占了50％。如果因此我们就采取限入或者赶出的清理政策，那么假设外来人口全部被清理出城的情况，犯罪现象还有没有？如果有，犯罪率中一定100％都是本地人了，那时是不是也采取同样的清理政策呢？张委员显然不赞同将北京本地人迁走的政策。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主张，是不是族群歧视的另一个证明呢？
再说，果真将人分为素质高低的不同群体，然后将一部分人驱逐，将另外一部分人留下，假如裁判权掌握在更为公正的第三方手里，到底是谁被驱逐出城还很难说呢。有一个外国朋友对我说，他到北京之后大为惊讶，居然老是听见有人在公开场合甚至报纸上说另外的人群素质低。在他们的文化中，这种随便指责人“素质低”的人才是真正的低素质者。即使是真的那样想，说出来也是很丢人的事情。比如说有些白人显然认为黑人总体上受教育程度低、卫生习惯不好、容易发生暴力冲突，但是打死他也不敢在媒体上说“黑人素质低”。他们通常也会采取张委员对待北京本地“低素质”人员的态度，认为白人对黑人欠着历史的债。张委员真的就不知道坐享资源的中国大城市人口更是欠着外来人口的历史的债吗？又比如说上文谈到的那个曼联队前领队，也许在他看来中国女人真的色不如人，但是一旦公开主张，他就犯了族群歧视的文明戒律。
秦晖教授曾经撰文分析，中国部分农民因为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受计划经济关照最少，自由择业观念、契约观念更强，因此比城里人更符合现代市民社会中的“市民(citizen)”概念。如果秦晖教授就由此主张，有限的优质资源应该首先满足这些农民，让那些并不citizen的城里人都一边去，我想城里人一定会摩拳擦掌。恰恰相反，秦教授赶紧在文章中加了一句，说他并不因此认为乡下人和城里人在人格上有什么高下之分。
张委员和她的支持者也许会坚持他们也没有谈人格的高下之分，只是解决北京资源紧缺的“现实问题”。我仍然认为平等与公正是文明进步(即便是现实利益)的前提。假如美国当年保留蓄奴制，或许也会对一时一地的“资源配置”有利，但是很难估量废奴制本身对社会生产力的解放，这个好处也并不是林肯事先能够全部计算出来的。
张委员也知道人才流动在国外城市都是市场调节，但她没说人家是不是一直“准入”到“完善”时刻。她说到了国际间移民准入制。这正好是一些人故意或者真正犯糊涂的地方。任何利益单位都是有边界的，迁徙自由等重要人类活动的保障，显然是以国为界。城乡二元对立等对北京有利的政策以国为单位，人口自由流动等(张委员以为)对北京不利的政策就以城市为单位，可以吗？北京城的生活已经被外来人口打搅得那么不成样子，还有人“盲目无序”地拥入，只能证明外地条件更差。以国为一体，惟一的办法是加快外地的发展步伐。
我也不得不在现实利益层面上来辩论一下，是因为深知像张委员这样打着城市发展的旗号，对着平等公正作无可奈何状的人还为数不少。老实说，我为这种辩解而感到羞辱，正如我看到有同胞姐妹当真去向曼联队那个流氓“以美丽还击”时感到羞辱一样。
长平：《外滩画报》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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