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为民族败类立碑事件：专家辩驳倭寇新论

画卷中的抗倭图 图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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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灭王直集团的主要将领、民族英雄戚继光画像 图TP

　　记者于1月22日报道的“有人为明代大倭寇王直修墓立碑”新闻，在海内外媒体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议论。同时，也有媒体提出质疑，主要的话题是王直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会有日本“友人”为他修墓立碑。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一些专家学者。

　　嘉靖倭寇

　　首先，要向读者介绍一个概念：嘉靖倭寇。

　　十四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在战争中落败的一些南朝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为倭寇。

　　明朝300年，倭寇在中国沿海地区骚扰不断，从辽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沿海居民患苦之”。

　　明初国力强盛，统治者重视海防，倭寇未酿成大患。到嘉靖年间，倭寇又猖獗起来。时值日本“战国”时代，众多诸侯国争相与中国通商，又受到“朝贡”贸易的限制，于是在中国沿海武装抢掠，形成了比明朝初期更为严重的倭患。

　　嘉靖倭患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国海盗与日本倭寇两相勾结。

　　王直(汪直)就是一个勾结倭寇的中国海盗，人称“倭寇王”。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结伙到广东打造海船，“置硝黄丝棉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起先王直加入许栋的海盗集团，许栋死后，王直成为首领，建造了更大的海船，船上武装齐备，当时“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存”。

　　王直与徐海、陈东、叶明等以日本平户一带海岛作为他们海盗活动的大本营(大概就是长琦县福江市，现改为五岛市)。嘉靖时在中国沿海侵扰的倭寇，往往是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如徐海于嘉靖三十四年勾结和泉、萨摩、肥前、肥后、津州、对马诸倭入侵，先后抢掠崇德、湖州、嘉兴、苏州、常熟、崇明等地。同年，陈东勾结肥前、筑后、丰后、和泉、博多、伊纪诸倭入侵，先后剽掠南汇、金山、崇明、上海等地。第二年，叶明勾结筑前、和泉、肥前、萨摩、纪伊、博多、丰后诸倭入侵，先后抢掠川沙、乍浦等地。王直则更为猖獗，以日本萨摩洲的松浦津为基地，“自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听其指使”。他经常派遣徐海、陈东、萧显、叶麻等勾结倭寇入掠。嘉靖三十二年王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嘉靖倭寇作恶多端，罪行累累，给东南沿海人民带来的苦难罄竹难书。

　　倭寇“新”论

　　对嘉靖倭寇，从明代至今向有定评。但从上一世纪80年代起，国内史学界出现了与以往观点截然相反的一种“新”论。

　　倭寇“新”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嘉靖倭寇的首领王直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为数不多的真倭，也受其支配，故嘉靖倭寇，不是外族入侵。

　　明王朝的海禁使沿海人民生路受阻，由商、民转为寇、盗，所谓的嘉靖倭寇，实质上是由中国海商领导，广大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一场反海禁的斗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标志。

　　16世纪中叶，对外通商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方向，海禁与剿杀海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由此造成的东南地区的社会破坏，主要责任应有明代统治者来承担。

　　明代海禁政策是倭患的根子，真正解决倭患是取消海禁，而不是靠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

　　对二十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倭寇”条目：倭寇是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提出质疑，认为这个结论代表“传统的史学观”，应予改写。

　　其实，倭寇“新”论并非新论。因为早在上一世纪的50年代，少数日本学者就率先提出类似观点。

　　60年代，个别台湾学者也相继发表论文，阐述倭寇“新”论。80年代起，大陆学界出现倭寇“新”论的论文。

　　倭寇“新”论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据悉，去年8月份在安徽黄山市举行的一次国际徽学讨论会上，就有学者把王直说成是“徽商的杰出代表、反海禁的先锋”。

　　专家辩驳

　　“新”论出现后，中国史学界很多学者提出了相反的看法。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认为，那些穿倭服、袭倭衣，“顶前剪发，而椎髻向后”，“挟倭为雄”的中国海盗“实际上充当了外国海盗侵略自己祖国的工具。他们并无明确的反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和要求，而只是四处奔袭，烧杀抢掠，因此不仅未能起到调解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反而使东南半壁血流千里，残破糜烂”。

　　军事史研究专家、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范中义、仝晰纲等人认为：“所谓新观点受日本人的影响很明显”，“那种把嘉靖年间倭寇的入侵归结为中国内部斗争的观点，实际是有意无意为侵略者开脱，应予摒弃”。

　　研究倭寇史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陈学文认为：“从倭寇的发生，以及掠夺的行为来看，它无疑是掠夺战争。他们还勾结一部分中国的奸商、豪奸、海盗，蒙蔽一些失业的劳动人民，结成倭寇队伍，骚扰我国，破坏了我国经济与扰乱了人民生活的安宁，是明代一大祸患。因此，御倭战争是完全正义的爱国自卫行动，并不是国内战争。”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南炳文说：“真倭假倭也不是像他们说的，真倭也不少。里面有走私商，但也不是单纯的走私商，是亦商亦盗。不然的话无法解释东南沿海那么多的烧杀抢掠。反海禁，怎么能残害自己同胞？嘉靖以来，从朝廷到沿海乡村，上上下下记载的那么多关于倭寇罪行的历史难道都弄错了？”

　　南炳文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前主任汤纲合著、去年再版的《明史》中只字未提倭寇“新”论，南炳文说：“我无法接受这些观点。”他说：“不深入读史，是很容易接受这些观点的。”

　　史实说话

　　嘉靖倭寇，真倭为少，假倭为多，“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这是倭寇“新”论的一个支撑点。

　　历史真相是如何的呢？

　　南炳文教授说：“不能光看数字，要看真倭、假倭两者的关系”。他告诉记者，《明史》“日本传”有这样一个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倭战则驱其所掠之人为军锋，法严，人皆致死。”

　　南炳文说：“一个从字，就点清了真倭、假倭的主奴关系。这句话也说明了假倭与自己同胞作战为何如此拼命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王直是个威风八面的“倭寇王”，连“三十六岛之夷皆听其指使”。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南炳文教授说，当时明朝廷派员出使日本，要求日本国王制止倭寇入犯中国。使臣回来“言至其国五岛，遇王直、毛海峰，谓日本内乱，王与相俱死，诸岛不相统摄，须遍谕乃可杜其入犯”。这说明，王直在日本五岛说话并不算数，要杜绝倭寇“入犯”，还得“遍谕”诸岛统治者才行。

　　萧显是个极其凶残的倭寇头目，连王直见了都惧他三分，即便如此，他一见日本船主也得乖乖趴下叩头，一副奴才相。这条记载证明，假倭不管怎样耀武扬威，颐指气使，最后还得听日本主子的，他们不过是奴才而已。因此，嘉靖倭寇中的假倭就其本质而言，就相当于20世纪中国抗战中的伪军，萧显不过是个伪军大队长之类的角色。

　　在假倭中，为数不少的“小民”是被胁迫的，并非是因为“生路受阻”而参加“反海禁”的。史料记载，倭寇“随处掠劫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贼以掳民为先锋，使敌我兵而自脱去”。“寇掳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

　　有一条史料更能说明问题：“近日，贼抢娄塘、罗店等处，驱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与吾民私语，言是某府州县人，被贼胁从，未尝不思乡里，但已剃发，从其衣号，与贼无异，欲自逃去反为州县所杀，以此只得依违。”

　　但王直一伙就不同了：“许二、王直辈通番渡海，募岛夷之骁悍而善战者，蓄于舟中”，这些倭人“遇船即劫，遇人即杀，至其本国，道中国劫夺之易，遂起各岛羡慕之心，而入寇之祸不可遏矣”。

　　王直“倾资勾引”的倭奴门多郎、次郎、四助次郎等就是他劫掠的得力助手。明人指出：“自陷黄岩，其(王直)志益骄。其后四散劫掠，不于余姚，则于观海，不于乐清，则于瑞安。”

　　关于海禁，南炳文、陈学文和范中义、仝晰纲都认为，明代的海禁主要就是为了对付倭寇骚扰，对东南亚各国并没有实行海禁。历史的真相应当是倭寇入侵在前，明朝海禁在后。那种倭患起于海禁的认识是颠倒了因果。南炳文还强调指出，倭患那么严重，不管行吗？他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总是将国家的安全放在首位的。如果老百姓的基本生命与生活都得不到保证，怎么谈得上发展经济呢？

　　专家们认为，说王直弃商从盗是反海禁，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到了嘉靖年间，海禁已经名存实亡，“海上番船出入无盘阻”，无需再反。实际上王直不是反海禁，而是烧杀抢掠老百姓。他是自愿为盗的，因为无本“买卖”对他吸引力更大。

　　对王直的堕落，范中义、仝晰纲在他们去年出版的专著《明代倭寇史略》中是这样分析的：“王直堕落的三部曲即海商、亦商亦盗和海盗的轨迹十分明显，他堕落成汉奸的三部曲也很清楚。第一步是与日本通商，进行接触；第二步是雇用倭奴，充当羽翼；第三步是与倭奴合伙，劫夺百姓。”

　　范、仝认为，说王直一伙的所作所为是资本主义萌芽，那是更谈不上的事。“他们勾引倭寇，在江南这块富庶的土地上，变乐土为丘墟，变殷实为贫穷，变商贾辐辏为凄惨荒凉。广大民众肝脑涂地，避难逃亡，手工业、农业和商业遭到极大破坏。”因此，“如果当时江南这一富庶之地有一些微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话，也会被他们的烧杀抢掠所摧毁。”

　　而且，王直并没有把掠夺来的大量财富投入国内，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是转往日本的大本营，以求寄人篱下。从这一点看，王直之辈还不如西方海盗。

　　倭寇恶行

　　嘉靖倭寇究竟在东南沿海干了些什么，下面提供的一些史料有助于读者认清倭寇本性。

　　杀人嘉靖三十三年，寇“犯嘉兴，午间在钱给舍宅吃饭，杀三四农夫”，下午，“又返回海盐，在经马家堰时，入一姜姓家，杀伯侄5人。一侄孩提宿床上，杀之，取血渍酒饮之。”

　　倭寇侵掠漳州时，因有败类引路，“凡有名士大夫及巨室，悉素知之。拘系一大寺中，命以金帛赎身，各限以数。不如数者，腰斩锯解之”。

　　放火“劫掠将终，纵之以火，烟焰烛天，人方畏其酷烈”。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在昆山“分掠村镇，杀人万计”，“烧房屋二万余间”，“各乡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四五”。

　　抢劫杀人放火的目的，一是劫财，一是掠人。倭寇对丝、丝织品、锦绣等最感兴趣，“见丝绵库广，踊跳而喜”。棉布、红线、水银、针、铁锅、磁器、古文钱、古名画、古名字、古书、药材都是他们着意要抢的，因为这些东西日本缺少，有的价格十倍于中国。

　　倭寇掳掠人口，男女均抢，成人儿童都难幸免。“最可憾者，倭性喜儿童，其韶秀警敏，得即目为奇货，虽数十百金往赎，不与也。”倭寇掳掠人口有多项目的：一，用于战争；二，为其工作、供其取乐。“妇女昼则缫茧，夜则聚而淫之”；三，索取赎金；四，带回日本，转卖为奴。

　　倭寇到底从中国掠去多少人口，已无法统计，但从戚继光救出的被掠人口，可见一斑。嘉靖四十五年，台州大捷5000人，长沙之战1200人，上烽岭之战1000人；嘉靖四十一年横屿之战男女800……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大小80余战，没有打过败仗，几乎每战都会救出被掳的民众。

　　戚继光是剿灭王直集团的主要将领，如果把王直说成是“徽商的杰出代表”，民族英雄戚继光岂不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刽子手？

　　嘉靖倭寇的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东南沿海全民的抵抗。据记载，不但是普通民众，就连僧人、商人也都参加了抗倭斗争。

　　贪婪的倭寇也没放过王直的家乡——徽商故里歙县。据记载，倭寇曾从浙江沿海窜犯到徽州、休宁、桐乡和歙县一带。而徽商恰恰是当时很重要的一支抗倭力量。他们慷慨解囊，出资筑城，提供军队粮饷与赏赐。有的徽商为穷人代交筑城费，有的徽商还出谋划策，训练士兵，亲自领导抗倭斗争。歙县许谷就是这样一位徽商。当倭寇潜入歙县地界时，守令惊慌失措，许谷自告奋勇，组织群众据守东门。他领导的守城军民，军容严整，纪律严明。倭寇探知此状，知道有备，只好撤退。歙县父老乡亲也因此躲过一劫。

　　这样一位徽商，如果有人为他修墓立碑，倒是得人心的。本报记者李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