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有个钱秀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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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听说“钱秀玲”这个名字，是在布鲁塞尔的一家中餐馆。老板告诉我，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中国老太太，在华人圈子里她的大名无人不晓，布鲁塞尔最早的中餐馆就是她开办的。

　　后来，又有一位老华人告诉我，钱夫人还是中国来比利时最早的女留学生，20年代末就到鲁汶大学读书。他还送给我一份早年的剪报，讲述了当年来比利时留学的中国学生的故事，可惜照片太旧，看不清那些学生的面目。直到有一天，我在一份华人社团办的小报上看到了一篇介绍钱夫人的文章，才得知她在二战中从德军的枪口下救出了近百比利时人，因此获得了比利时国王颁发的奖章。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数次去当年钱夫人生活过的地方采访，寻找那些亲身经历过二战的老人、历史学家和钱夫人的朋友，听他们讲述了一段又一段动人的故事。

　　二战刚开始的时候，比利时与卢森堡交界的小镇赫伯蒙新来了一个名叫佩令吉的医生。让方圆几十里的人们觉得新奇的是，这个年轻大夫的妻子是个东方女子，她就是钱秀玲。

　　如今，佩令吉开的诊所已成为镇政府的办公楼。这幢小楼的外墙是用大小不一的深青色的石块砌成的，在歪歪斜斜的白色石灰线的勾勒下，显露出岁月磨砺留下的黑色痕迹。年近70的前镇长简欧克斯老人当年曾在诊所看过病，谈起佩令吉大夫和钱夫人，就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老人还为我搬出赫伯蒙镇的户口档案，从那上面的记录看，钱秀玲于1913年3月13日出生在江苏宜兴，1937年10月与全家一起从布鲁塞尔移居到此。

　　听当地人讲，那个时候的赫伯蒙镇的模样和现在没有太大的差别，也是林荫遮蔽，溪水潺潺，有一种世外桃园般的恬静与闲适。1939年，当法西斯的铁蹄踏上了比利时的国土，这个深藏在绿水青山中的小镇也未能幸免于难。镇上的许多年轻人在德军的炮火声中逃往法国。不久，当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重返家园时，已经肩负起了抵抗法西斯侵略的重任。

　　50多年后，我去这个距布鲁塞尔约160公里的小镇寻访时，当地的不少老人仍然能记得当时看到钱秀玲时的那份儿惊奇。他们给钱秀玲起了个名字，叫“中国小姑娘”。

　　从当年的照片上看，个头不高，短发圆脸的钱秀玲身穿连衣裙，有一种东方女子特有的端庄神态。谈起钱夫人，几乎所有认识她的人都会说，“她极富同情感，乐于助人”。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素不相识的人，只要你有求于她，她一定会尽力帮助，即便是只有一点儿可能。

　　钱秀玲的长子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的生活非常艰苦，母亲既要帮父亲接待病人，作诊所的护士。同时她还要照看我们兄妹四人，做饭和干家务。母亲在后院种了菜，还养了一头猪。那时候镇上没有自来水，我们兄弟几个每天轮流去提水。”

　　钱秀玲家原本有一辆汽车，但当时是战争时期，根本不敢用，因为一旦被德国人发现，就会立即被没收。况且，那个时候也很难搞到汽油。佩令吉只好把汽车藏了起来，出诊时就骑自行车。方圆几十公里当时就只有这么一个诊所，夏天还好办，碰到冬天下大雪，骑不了车，佩令吉就只好步行出诊，踏着厚厚的积雪去为人看病。有些病人家里穷，看不起病，佩令吉就不要他们的钱。镇上的人为了表达谢意，也常常给他们送些吃的东西来。

　　钱秀玲的长子一直猜测他的父亲那时已经参加了抵抗运动，他曾亲眼看到父亲为抵抗运动战士治过伤。1943年的一个深夜，他先是听到飞机的轰鸣声，不大一会儿又听到有人敲门。他对我说：“父亲开了门，让那人进来，他们悄悄地在外屋商量了一会儿，就拿着一个担架一起出去了。战后，当我问起父亲这件事，他才告诉我，那一次是去救一位英国飞行员。”

　　钱秀玲的长子也许没有猜错。根据《比利时抵抗运动》一书的介绍，当时比利时地下抵抗运动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项是侦察德国军用物资和部队运输的情况，以便盟军战机准确轰炸。另一项任务就是救助盟军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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