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有个钱秀玲（二）

　　二

　　钱秀玲所在的赫伯蒙镇有一位名叫罗杰?杰拉德的青年，他是一名英勇的地下抵抗运动战士。1942年冬，罗杰冒着生命危险，给抵抗运动传递了德寇军列通过的信息。不久，因有人被捕后经不住纳粹的严刑逼供，出卖了罗杰等三人。罗杰的家人很快就接到了盖世太保的电话通知，要罗杰立即到警察局去一趟。只有罗杰自己知道，这一去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但自打他参加抵抗运动的第一天起，他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罗杰向父母亲告别后就赶去了警察局。当时，驻扎在比利时的德军采取一种“连保”的方法来对付抵抗运动，他们并不经常出面抓人。因为他们知道罗杰这样的人不敢跑，即便是跑了，他们的家人也跑不掉，而整个镇子的人更是跑不掉。

　　罗杰走后，他的家人按照他的要求，起先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可不久，他们接到了从布鲁塞尔发来的通知书，罗杰已经被纳粹判处死刑，镇上也贴出了同样的宣判书。

　　那大概是1943年4月的一天，钱秀玲去布鲁塞尔看望朋友，在返回赫伯蒙的火车上，她碰到了罗杰的父母和姐姐，他们刚刚去布鲁塞尔的监狱里探望了罗杰，他们把罗杰的事情告诉了钱秀玲。

　　罗杰的遭遇深深地打动了钱秀玲。回到赫伯蒙镇，她发现，全镇的居民都因罗杰等人被捕而陷入了极度的恐怖与焦虑之中。经过再三考虑，钱秀玲赶到了罗杰的家中。她告诉罗杰的父母，她要尽力去挽救罗杰的性命。罗杰的父母对钱秀玲的好意表示感谢，可谈到救罗杰，他们却只能是无可奈何地叹气。连比利时国王和王后的求情交涉都被德寇拒绝，一个弱小的中国女子又能帮上什么忙呢？两位老人握着钱秀玲的手，泣不成声。

　　钱秀玲并非是为了安慰两位老人，故意说些好听的话。这时，她已经想到了一个人―德军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在德国军官中，法肯豪森可算是个“中国通”。1900年，他曾作为德军中尉参加八国联军，到过中国。1934年夏，他再次来到中国。两年后被希特勒任命为军事顾问团团长，为蒋介石围剿红军和抗日出谋划策。1938年，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德国政府决定撤回军事顾问团，停止对中国的军事支持。而法肯豪森等人写信回去，要求以个人名义留在中国，帮助中国抗战。希特勒得知后，立即严令法肯豪森等人回国，并警告说，如不执行命令，将以叛国罪论处，并取消国籍，没收财产。他们在德国国内的家眷，也将面临严重后果。当年7月8日，法肯豪森等人在广州挥泪登船。次年春天，已经退役的法肯豪森经希特勒劝说，重新穿上军装，成为德军的一名将领。

　　钱秀玲最早是从堂兄钱卓伦（字企裴）那里听到这个名字的。钱卓伦是国民党军少将（后升为中将），历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主管人事的部门）代理厅长、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厅主任等职。1934年至1938年，钱卓伦曾与当时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的德国军官法肯豪森共事并结为密友。

　　在罗杰被捕前，钱秀玲就从比利时的报纸上看到了法肯豪森的名字，当时她心中不免一惊。时刻牵挂着祖国命运的钱秀玲心想，假如这就是堂兄提到过的那个德国军官，他就有可能参与过中国早期抗战重大决策的制定。如果他将中国的军事机密泄露给德国的同盟国日本，后果将不堪设想。钱秀玲想到这里，立即提笔给堂兄写了一封信，把她的担心告诉了堂兄。不久，堂兄就回信给她，他在信中告诉钱秀玲，法肯豪森虽然也是德军中的一员，但他与那些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有不同之处。他是一个职业军官，又对中国很有感情，不会干出卖中国的事情。信中还说，此人极富正义感，为人正直。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中国的那几年里，与不少中国人都结下了特殊的情谊。

　　听说罗杰被捕的消息后，钱秀玲立刻就想到了堂兄的信中所言。如果法肯豪森真是像堂兄所说的那样，他也许会将罗杰释放，钱秀玲这样想着。即使是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她也愿意去闯一闯。

　　钱秀玲从罗杰家中回来，铺开信纸，字斟句酌地给法肯豪森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提到了堂兄信中所谈法肯豪森的为人，恳求他能从人道主义考虑，设法使罗杰免于绞刑。

　　第二天一大早，钱秀玲就带着长子，顶着寒风，乘早班火车赶往160公里外的布鲁塞尔。钱秀玲的长子回忆说，那时正是战时，火车走走停停，有时还会上来几个德国士兵检查证件。因为没有电话可打，他们赶到布鲁塞尔已经很晚，找到朋友家时已是半夜。后来朋友告诉他们，听到有人按响门铃，他下了一大跳，先让家人躲了起来，然后才敢下楼开门。

　　在布鲁塞尔，钱秀玲打听到法肯豪森就住在王宫旁的一幢楼里，那里也是德军司令部，四周戒备森严，岗哨林立。可此时的钱秀玲已顾不上许多，她拿着自己写的信、堂兄的回信和照片，径直向大门走去。法肯豪森听说是一位中国老朋友的妹妹求见，便让秘书和她约定了见面的时间。

　　钱秀玲至今还记得，她按照约定时间再次去那里的时候，是一个上午，大厅里站着很多德国军官，他们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她走进法肯豪森的办公室。寒暄之后，钱秀玲向法肯豪森出示了堂兄的照片，证明了自己的身份，而后便把两封信都交给了他。她开门见山地请求法肯豪森免除罗杰的死刑。不知是钱秀玲的勇气还是她那动人的话语打动了法肯豪森。临走时，法肯豪森对她说，“我会尽量满足你的愿望。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几天后，罗杰的父母亲便收到了德军的来信，说他儿子的死刑被改为有期徒刑8年。罗杰改判有期的同一天，在比利时另一个小镇波依隆，一位被德军关押的同名死刑犯也被放了出来。

　　钱秀玲为营救抵抗战士勇闯德军司令部的消息传出后，比利时人奔走相告。她很快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女英雄。不少比利时人从各地赶来找她，请她去找法肯豪森，以救出被德军关押的亲属。热心肠的钱秀玲总是有求必应。她一次又一次地去见法肯豪森将军，从虎口中救出了许多比利时人。

　　钱秀玲一共找了法肯豪森多少次？救了多少比利时人？现在已经不大好查清。她的长子回忆说，他与母亲去布鲁塞尔找法肯豪森至少有五六次。我也曾为此找过不少历史学家，他们告诉我，当时许多人在亲友被捕后，都会千方百计通过关系找到法肯豪森，或者是别的什么德国高官，请他们手下留情。其中有不少人的地位都要比钱秀玲高。有的人既可能请了钱秀玲帮忙，也可能同时也找了别的人。最后被捕的人放了出来，或是被减了刑，这当中究竟是谁起的作用不那么好断定。

　　后来，我找到了一份战争刚结束时的比利时报纸，上面登有比利时记者对钱秀玲的专访。她对记者说的话会对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有所帮助。钱秀玲说，当时法肯豪森曾得意地告诉她，“有很多人请求得到我的帮助，这好像是比利时人的习惯。他们总是通过直接或间接认识我的人找到我，让我释放某某人。罗斯丽公主（比利时王室成员）也给我送来了许多人的名单和材料，意大利大使馆也有人送来材料，还有一些中立国使馆的人来找我，他们都希望我能释放某些人。”

　　战后，钱秀玲救人的故事在比利时民间广为传诵，这当中也许会有一些夸张。但赫伯蒙镇的一位老人对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人是谁救出来的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钱夫人这样一个中国女子，能够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不畏风险，多次去找占领军的首领法肯豪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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