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宏伟
西方学者普遍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作是对立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公平与效率存在着交替关系，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而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某些效率。他还提出“漏桶理论”来说明这种对立，大意是：如果对富裕家庭征收一定的附加税，来资助贫困家庭，那么，贫困家庭得到的资助总量一定小于富裕家庭所缴纳的税收总量，因为这笔资助在转交过程中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要花费成本，如行政管理成本；同时，这种政策又会对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储蓄和投资等产生影响。这样，这种政策就成了一个漏桶，而这种漏出则代表了效率的损失。今天，在我国也有些人持类似观点，自觉不自觉地把效率与公平看作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然而，这个“漏桶理论”难以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从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看，2003年，全国财政用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方面的支出比1998年增长了6倍。1998年—2003年，中央财政安排的上述三项资金合计超过2600亿元。从影响起点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来看，2004年，我国高等教育平均毛入学率达19％，已进入大众教育阶段。此外，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人们身份界限的模糊、选择机会的增多……都表明我们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努力和进展。另一方面，效率的提高也非常明显。从电话的普及、汽车进入家庭、高速公路飞速发展到国有企业利润率的提高、多种经济成分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大家看在眼里，创造在忙碌的岗位上，享受在便捷的生活中。这表明，把奥肯的漏桶放在我国，虽仍然在漏，而且考虑到我国相关体制的不完善，可能漏得更多，但里面的水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随着政府和社会采取越来越多的促进公平的措施，经济社会效率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越来越高。这该如何解释呢？
其实，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适用条件，所针对的都是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的问题。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指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奥肯的理论是在美国提出来的，针对的是美国的问题，而美国经济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在那里，形式上的公民权利平等久已取代等级、身份壁垒，市场规则的公平早已确立，人们为所谓“前程为人才开放”的机会平等也进行了长期的奋斗。因而，分配结果的不公平基本来自竞争，来自对效率的追求。所以，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非常突出，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性关系。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市场竞争规则有待健全，诸如行政性垄断、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身份界限等依然存在，因而非竞争性因素还是导致分配不公平的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现实状态下，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就更多的表现为辩证统一、互相促进。一方面，提高效率的过程就是促进公平的过程。且不说效率是对个人才能和努力的肯定，它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公平，仅就深化改革的过程来说，打破既不公平也无效率的平均主义，打破垄断，完善市场经济规则，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如果我们的眼光不局限于结果公平（片面强调结果公平只能导致平均主义），那么，这既是提高效率的过程，也是促进公平的过程。另一方面，促进公平的努力也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因为有公平才有竞争，有竞争才有效率。只有在同样的权利、机会、规则下展开的竞争，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而促进分配公平，有利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和谐，也能增进效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致力于实现市场参与者在权利、机会、规则等方面的公平，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可见，漏桶里的水之所以会越来越多，根源就在于促进公平的努力激发了社会经济活力，从而打开了桶上创造财富的水龙头，使得流入的水远多于漏出的水。
在我国现阶段，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性远大于对立性，实现它们的统一和双赢正是改革开放的追求目标。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可能会更为客观。比如，当前收入差距拉大，公平问题凸显，并不意味着效率问题已解决了；相反，在一些领域通过改变不公平竞争提高效率的潜力还很大，我们在提高效率和促进公平两方面都还须付出不懈的努力。
《人民日报》 (2005年05月13日 第十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