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韵公
跨文化研究成为显学，是与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分不开的。在汉语的解读中，“跨”有超越、凌驾的意思。因此，跨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便是谁的文化在跨越谁的文化？换言之，应该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
跨文化现象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而佛教文化却是从印度来的外来文化。但在唐初和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儒家文化反而退为其次，这其中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一定对以汉族为主的儒家文化感兴趣，出于政权的自尊，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另一种文化如佛教来作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借以排斥或压制儒家文化。否则，他们对人口众多且一向以文明悠久自傲的汉族就缺乏自信，没有心理上的优势。二是战争的大环境有利于佛教的传播。南北朝时期，政权对峙，战火频仍，人民痛苦不堪，甚至连一些封建君王也厌恶无休止的战乱。为了求得心灵的平衡和安稳，人们便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佛教文化。因为佛教中的忍让思想、来世思想和色空观念，在相当程度上是有利于和平的。
然而，儒家文化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其他文化难以比拟的包容性。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文化虽然一度凌驾于儒家文化之上，但最终还是从主流位置上退了下来。儒家文化虽然重新得势，也并没有对佛教文化产生报复或怨恨，相反，大度地接纳了佛教文化。佛教能够彻底中国化，显然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宽宏包容。在中国的许多著名寺庙，儒、释、道三种思想的外在象征均供奉于一殿、一庭、一山之中，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的一个注释。
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格局是：儒家文化为主，佛教文化和道家文化为辅，三家各展所长，共同维持着封建社会的主要价值观念体系。不过，这种千年之久的思想文化格局，在近代社会的中外文化碰撞中遭遇了差不多是粉身碎骨的结果。伴随着资本扩张而闯进中国的西方文化，表现出一种凌驾于人的咄咄逼人态势。在西方文化的挤压下，中国文化节节退让。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郭沫若的“凤凰涅槃”说，无异于呼唤中国文化的新生。近代思想家们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表现在文化上就是指西方文明思潮对中国社会产生的空前的重大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跨文化和不同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状况表明，首先，中国本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它不容易被外来文化吃掉或消灭；相反，由于拥有强大的包容性，外来文化最终反而被中国本土文化纳入自己的体系和框架之内，逐渐被同化。其次，外来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结果，是因为中国社会产生了某种文化需求。如果没有这种文化需求，外来文化只不过是中国文化大门之外的一位匆匆过客而已。再者，中国本土文化也曾跨过别国文化，即曾给东亚地区和世界的文明与进步带来过积极而重大的影响。这个历史过程，既可以说是跨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不同文化的融合与交流。最后，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外来文化的刺激。古代佛教文化、近代西方文化都对中国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都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没有外来文化的刺激，中国文化的脉搏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有力。
如果说过去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一定的国家和民族还有相当的选择权和自主权的话，那么，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其选择性和自主性的空间已愈来愈小。一方面，这是由于我们当下所处的变动，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宽泛得多，高新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在范围、速度、强度、种类等方面都达到了以往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高度和规模；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经济、科技优势所带来的话语霸权，大肆推销、宣扬和传播西方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念，贬损甚至摧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力图使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是失语就是被边缘化。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研究跨文化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应对全球文化领域的严峻局面上。比如，在今天世界的语境下，中国文化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一个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在革命时期向西方寻求的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成功结合，使中国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在当前中国利益多元、文化多元、社会多元的情况下，怎样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进行成功结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而艰难的实践。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政党的性质，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内涵，世界上还没有任何政党这样说过和做过。这种理论创新成果说明，我们党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华民族有能力、有信心消化、融合一切外国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以滋养、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
《人民日报》 (2005年05月13日 第十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