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法律：法律人的使命

　　刘武俊

　　记得在燕园求学时，北京大学东门附近的街巷里有家名为“雕刻时光”的咖啡屋，时常播放一些颇具艺术性的老电影，客人一边品咖啡，一边观赏影片，屋子里洋溢着浓浓的怀旧氛围。坦率地讲，当时最吸引我的并不是这里的小资情调，而是“雕刻时光”这一独具匠心的名称，我偏爱“雕刻”这个看似平凡的动词，雕刻是一种投入创作的姿态，更是一种与现代人愈来愈疏远的超越浮躁的心态。

　　法律是理性和经验的结晶，是一门实践理性的技艺。法律职业共同体可以视为一个雕刻法律的职业群体。法律是以规则为材料塑造的作品，是一种兼容实用性和审美性的公共物品。法律创造了一种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这种和谐的秩序感其实就是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美，犹如从狂野不羁的斑马演绎而来的象征规则和秩序的斑马线。在法律人的眼光中，法律寄托了人类对秩序、安宁、自由、权利和尊严的渴望，法律蕴含了一种和谐与安全之美。法律的雕刻需要借助于语言、服饰、建筑等一系列工具符号，法言法语是雕刻法律典型的语言符号，法庭和监狱是雕刻法律典型的建筑符号，法袍是雕刻法律典型的服饰符号。

　　雕刻法律，意味着立法一定要讲究质量，克服盲目追求数量和规模的“立法大跃进”的倾向。在立法已经驶出快车道、法律体系初具规模的“后立法时代”，立法的侧重点应当放在提高立法的质量和提高立法决策的科学性上。

　　法典是法律最为经典的文本样式，立法者无尚的荣耀莫过于编纂一部流芳后世的法典，十二铜表法、摩奴法典、拿破仑法典、德国民法典都是彪炳千古的人类法律文明的象征。其中，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堪称立法者精雕细刻的杰作，曾为这部法典作出贡献的萨维尼堪称精通雕刻法典之道的大师。他耗费了近四十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罗马法理论，为后来制定著名的《德国民法典》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从萨维尼开始阻止立法到德国大规模编纂法典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之久，萨维尼成功地阻止了当时急功近利的法典化思潮。中国的民法典正在孕育之中，希望未来的中国民法典真正成为一部经得起历史和现实拷问的精雕细凿的精品。

　　雕刻法律，意味着司法审判活动不是被动机械地“绞肉机”式的办案而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活动，法官要善于通过法律对个案的适用，发现和填补法律的漏洞，以判例、司法解释等形式对法律进行再加工。19世纪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对“马伯利诉麦迪逊案”的著名判决，历史性地确立了违宪审查制度，宣告法院对法律乃至宪法拥有毋庸置疑的司法审查权，这一判决堪称人类宪政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经典判例。不卑不亢、胆识过人的马歇尔在雕刻司法审查制度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大名永远铭刻在宪政的丰碑之上。在美国，法官马歇尔的名字妇孺皆知；在法学界，马歇尔的名字与“马伯利诉麦迪逊案”的经典判例一样无人不晓。但愿中国的法官精英阶层中也能涌现出马歇尔式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雕刻法律的大师。

　　雕刻法律，意味着法学研究是一个厚积薄发的默默的积淀和酿造过程，而不是制造充斥着“喧嚣与躁动”的学术泡沫。法学家习惯以职业性的挑剔眼光从学理的视角评价法律，用自己的思想和智识对法律进行素描、雕饰和塑造。法学家首先应当是具有思想原创欲望和批判性的智者，能够贡献出具有真理性概率的法律思想，其次才是满腹经纶的学者，担当“传道授业解惑”的学术角色。一切真正以法学为志业的法学界同仁，不妨细细品味学术大师福柯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

　　立法者雕刻的法律文本，法官雕刻的裁判文书和判例，律师雕刻的辩护词、代理词、法律意见书，法学家雕刻的法学论文、专家意见书，都是法律职业共同体雕刻法律的作品。真正进入职业角色状态的法律人，对自己雕刻的对象有一种创作的冲动，在雕刻的过程中，释放自己的智慧、经验和学识，同时享受着创作者的愉悦和幸福。

　　作为一种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制度设计，法律其实是一种相对保守的力量，正如萨维尼所言，法律是一种“内在的、默默起作用的力量”。雕刻法律的理念与法律内敛保守的品性是颇为匹配和吻合的。

　　让我们雕刻法律，在与法律的亲密接触中触摸法律的质感、探寻法律的纹理、解构法律的材料、感悟法律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