兑现投入不等于学费能减半

　　舒胜来

　　按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计算，提升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增加一千多亿教育经费，若其中的三分之一用于高等教育，即有300多亿。以目前每年大专院校在校学生1000万、每人每年6000元学费计算，每年总共收取学费约600亿左右。有关教育专家称：如果“一个百分点”的国家教育财政投入的承诺能够兑现，那么大学学费则可以减半（昨日本报第11版）

　　政府4%教育投入目标从未达到，只要财政投入兑现大学学费即可减半———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期待，似乎通过各种方式促成政府加大教育投入，享受不昂贵的高等教育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然而在笔者看来，这实在没那么简单。

　　诚然，我国目前的教育投入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十分充足。数据显示，现阶段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仅有3.28%，而世界各国平均水平是5.1%。根据一般的经验，人均GDP达到600美元，国家教育投入应占GDP的4%———我国政府早在1993年就提出了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在上世纪末达到GDP的4%的目标。如今，我国人均GDP早已突破1000美元大关，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却停留在3.28%的水平，这客观上确实是教育高收费的原因之一。但是治好了这个“溃疡点”，是否就能迎来国民享受低价高等教育的好日子呢？

　　“投入兑现学费减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一旦“不知好歹”地碰到现实中高度“溃疡”的土壤，很可能将“死得很难看”。简单的道理是，大学收费未实行“并轨”之前，大学收费一直很低，高校同样保持了较好的正常运转。可是那时的财政投入并非奇高，而顶多只是略高于现在的水平。大举收费以来，高校教育成本中，学生家庭通过缴费所分摊的比例已经达到50%左右。那么，政府财政投入较之以前所减少的比例是否有50%之高呢？

　　显然，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每年5000元到8000元不等，猛涨约20倍，超过国民人均收入增长16倍，并非仅仅只是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换句话说，财政投入不足只是高校挂在嘴上的一个“响当当”的借口，只是教育高收费的一个浅层原因，真正的深层原因在于以“教育产业化”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教育权力寻租和体制混乱。

　　著名时评人童大焕先生通过系统的数字分析证实，从支付能力来看，中国大学学费比“世界最高”的日本还要高3倍以上。根据国际经验，学费占人均GDP的比例，一般在20%左右。以此计算，我国大学学费应该只有20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不到2000元。如果是按照这个“国际惯例”计算，目前的财政投入即使一分不增加，大学学费也应该至少减半。而不把这一半先砍下来，“投入兑现学费减半”无异于与虎谋皮。

　　“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这样大的一个“无底洞”，财政投入增加“一个百分点”，高校一口气就能轻松“消化”了，估计连一声响都听不到，哪里又有给学生减半学费的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