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歌，总是由词和曲两部分组成。通常这两部分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是相当看重一首歌的“意义”。为什么会把《蜗牛》选入爱国主义音乐教材？自然是因为选的人认为它具有爱国主义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歌词诉诸文字，它的“意义”是直接的、刚性的；曲调诉诸旋律，它的“意义”——极而言之的话，它本身根本没有“意义”，最多只有某种“情绪”。两部分终归是两部分，到了“关键时刻”，它们还是要分家的。一首歌好听不好听，主要取决于曲；有没有“意义”，取决于词。
但是也有例外。《我爱北京天安门》，原是一支童声合唱歌曲，可是在那些年里，连老头老太太也爱听爱唱。它的旋律很好听，这不用多说；问题是这旋律还有一种很强的“独立”的力量，能够超越歌词，赋予这首歌某种歌词原来没有的、或者说与歌词不同的“意义”。这首歌的歌词，本来是歌颂毛泽东的，“天安门上太阳升”，主角是“太阳”，“天安门”是布景或道具。但是这首歌的旋律，却不是“歌颂型”的，而是欢快型的。关于“歌颂型”的旋律（或音乐元素），专家们迄今讳莫如深，只在暗中使劲，从不公开谈论。不过，外行如我者，只要多听听那些万寿无疆歌，也能多少意会于心。上世纪50年代初，贺绿汀写过一首《毛泽东之歌》，据说在这位著名作曲家的资源库里，竟然奇缺歌颂型的音乐元素，最后不得不借助于宗教音乐。当然，后来的作曲家们转而求助于少数民族音乐，就显得聪明多了。《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曲，走的却是另外的路。是否为了克服资源短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避开了“歌颂型”旋律，采用了欢快型旋律。劈头一句“我爱北京天安门”，那欢快、真诚、自豪的旋律，立刻就为“天安门”确立了不可动摇的“主角”地位。在紧凑的节奏之后，最后收束在欢快、豪迈的“向前进”上，则体现了歌唱者自己的主体地位，重要的是歌唱者在“向前进”，至于有没有、或由谁来“指引”，便留给了时间隧道。今天听或唱这首歌，我们仍然为天安门而自豪，为“向前进”而自豪。
天安门前有个广场，叫天安门广场。“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高举金杯把赞歌唱！”对了，这首由胡松华原唱的，就叫《赞歌》。它的“招牌”，就是前面那个曲里拐弯的长长的“啊嘿咿哟”。真得说是一手绝活，莫说一般爱好者，除了胡松华，别的专业歌手也很难唱出那独特的韵味来。没想到它也会有“原唱”问题，劈面就遇到了一个非标准版本。虽然也是胡松华唱的，但它的第二句歌词，是“美酒飘香心花怒放，歌声飞出我的胸膛”，而不是记忆中那个标准版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两种版本，哪个才是“原唱”？实际上，只要稍加辨析，不难判定“原唱”还是那个标准版。作为一种特别国情，我们有很多广泛流传的歌，后来都改过歌词，《赞歌》并非孤例。为什么那个非标准版不能是原唱呢？这涉及一个问题：以什么理由才可以在天安门广场唱歌。按照那时的理念，如果只是因为“美酒飘香心花怒放”，那你就在草原上唱唱得啦，没必要到天安门广场来嘛。只有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样的描述才有可能出现在歌词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