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之争在学理不在“意见”

　　赵汀阳

　　人都能够抢答的“问题”以及人人都能够发表意见的“争论”，既不可能形成学术推进，也不可能提高公众思维水平，最多是陈旧意见的重复。在精神问题肤浅化的背后是现在流行的反智主义。

　　近年来出现所谓国学热。国人对国学有兴趣，本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居然演变成一种“轻副的文化争论，这就让人失望了。过于随便地进行批判，这样没有任何建设性。就像自然生态需要多样性，不能随便说哪个物种是“坏的”，更不能随便认为哪种文化不应该存在。何况国学存在数千年，自有其伟大力量和深刻道理。关于国学到底“好不好”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意义，重要的不是意见之争，而是学理或技术性争论。

　　回避学问的技术性讨论，从而把学理之争变成意见之争，这个“轻副的争论模式，非常可能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所谓“文化热”以及“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后遗症。当时把各种文化问题都简单化为二元对立的价值争论，比如“中/西”、“传统/现代”、“蓝色/黄色”以及“市场/理想”、“精神和物质”等。这个把事情简单化的模式是典型的群众运动模式，它把事情简化到人人可以随便理解和参与的程度，于是人人都能够积极抢答，这样就进一步毁掉了问题的严肃性，最后变成群众娱乐。

　　表面上看，这些争论似乎关心的是精神话题，但从来都没有进入学理问题，而其精神作秀的风格恰恰证明这种“轻副争论正是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因为精神作秀就是反精神。这样的文化争论没有精益求精的学术进展，没有知识积累过程，更不会有问题和思想的创新。人人都能够抢答的“问题”以及人人都能够发表意见的“争论”，既不可能形成学术推进，也不可能提高公众思维水平，最多是陈旧意见的重复。在精神问题肤浅化的背后是现在流行的反智主义。就像同样流行的反英雄主义试图把人都变成小人，反智主义则试图把人都变成蠢人。

　　前不久，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许多人争论国学是不是值得有个学院，却没有人讨论国学院的制度和学理问题。其实，国学的学科分科就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技术性问题。据说，目前的设想是采用西方的学科制度，可以相信，这样安排的好处是人们已经习惯了西方学科制度。但也有疑问。中国学问本来有着自己的分类方式，而学问的分类方式与产生问题的方式并非没有关系，以西方学科制度去规整中国学问，难免影响和改变许多问题的原本性质。百余年来，人们以西学格式去改写国学，有得有失。学问当然必须与时俱进，但也不能忘记，有些曾经被认为落后的学问方式，今天又重新变成前卫的。

　　中国思维“不分家”的做法，就曾经被批评为落后的。

　　记得几年前一个会议上讨论到“学科制度”（disciplines）和知识分类的问题时，有个西方学者嘲笑中国的传统知识往往依赖一些没有科学规则的概念分类，忽而似乎按照科学分类，忽而又按照实用功能分类，甚至有本古代的“大词典”里把猫分成“家猫、野猫、不打破花瓶的好猫”（当时没有听明白他说的是中国的哪本词典）。那个西方学者讲到这里，自己忍不住嘎嘎直笑，嘎之不已（我女儿发明的“成语”）。如果真有这个分法，难免有些好笑，但背后的严肃问题是，中国的分类往往以“事物与人的关系”为依据，而不是以“事物之间关系”为根据，这是两种完全不同而又同样深刻的方法论。这样去看，问题就不可能消失在“轻副的笑中了。

　　事实上，随着研究的问题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复杂，“不分家”的方法论在今天又显示出优越性来。甚至今天的西方前沿学术，也正在把原来被认为分别属于各个领域的事情重新联系在一起去思考，这远远不是所谓“多学科”或者“跨学科”，而是学术一体化，政治和经济、文化和历史、理论和策略都没有分界，都在其中讨论。

　　这种做法竟与中国传统方法论暗合。中国的传统研究，无论诗书礼乐等等，都是综合性学术研究，同时是政治、伦理、哲学、历史等方面的混合理论，我喜欢称为“综合文本”。

　　这种方法论的优势决不是分科制度所能够代替的。

　　作者：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