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百城争奔国际化

　　中国观察之党国英专栏

　　在日前召开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座谈会上，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对一些地方在规划修编过程中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标准极为气愤。据说目前有10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CBD。事情到了这个程度，说明一些城市政府的确走过了头，或者说，他们的行为过了中央政府官员的心理承受底线，以至于高层绝无继续可能任地方政

　　关于城市建设，中央政府的许多政令的确没有得到很好执行。一个不大的城市建设“百米大道”、“万人广场”和“××会堂”，已经形成你追我赶的热闹局面，似乎很难遏制了。地方政府似乎也知道不定什么时候中央政府会甩出一条“红线”来，踩了这条“红线”就不大美妙。然而，大家都希望在“红线”甩出之前自己先能过去，只把别人拦住。也有胆大的，他们想，即令踩了“红线”，也未必不能周旋过关。毕竟“经济发展是硬道理”，GDP是最硬的政绩指标，财政收入能为做官铺就台阶，冒不大的风险似乎是值得的。凡事只要不确定性很大，就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就有了所谓“见了红灯绕着走”的说法。当然，这种情形对国家社会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是不利的。中央政府使用常规的经济杠杆调控经济可能不太灵验，不得不采取行政施压的办法。

　　经济学家早就解释过“投资饥渴症”的根源。根子大概就是产权关系没有理顺，政府体制存在弊端，民主法制远不健全。

　　从产权关系上讲，如果我们的土地制度更合理一些，特别是农民的土地产权强度更大一些，就不至于出现地方政府用“零地价”来招商引资的行为。如果私人银行成为商业银行的主体，也不至于出现“铁本”老板用2亿元资金干起近百亿元资金的“大手笔”。中国人的储蓄率可以达到40％，但资金紧张持续20多年，还不是因为地价很低导致投资成本很低么？这么低的地价，怎么可能发展“资源节约型”经济呢？低地价不就是“弱产权”的反映么？

　　从制度上说，如果我们的干部任命更多地由一方百姓说了算，那些疯狂集资的行为也不至于到处泛滥。某地的一个首长集资遇到困难，在干部大会上说了一句“这个地方缺钱，但不缺干部”的话，就在几天之内筹集到了建设资金。这其中的原由我们能不明白么？如果我们的预算就是法律，城市规划就是法律，行政首长能够变着花样搞“政绩工程”么？法律的能量太小，法律没有地位，机会主义就必然泛滥，腐败就滋生蔓延，盲目投资也就无法遏制。

　　制度问题不解决，一些难题就始终绕不开。在这20多年的改革中，许多好的制度创新出自地方，这是不争的事实。就是到现在，地方政府的一些杰出官员仍然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如果中央政府把权力收得太紧，地方的活力就会受到抑制，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要紧的是不要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用经验主义的知识来规范。我们需要用法律规范这种关系，用一种利益平衡机制来保障两个方面的活力。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中，我们逃不过要处理好三个关系或三个矛盾，即国家和社会的矛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以及劳资关系的矛盾。从这两年的工作看，中央政府已经为处理这些矛盾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我们的工作距离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一个宏伟目标还相去很远。特别要清醒地认识到，处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解决其他一些问题的根本前提，而处理好这个关系的根本措施是扩大私人产权，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这些工作有了进步，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就会小一些，中央政府对国家的治理也会更加规范有效。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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