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外来人口”需理性约束

　　曹林

　　最近深圳市正式宣布，将对外来入深人口施行“控制”政策，以遏制暂住人口过快增长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深圳官方称：在我国国内各大城市中，深圳市暂住人口规模最大、密度最高、流动最频繁。这些问题引发了就业、社保、治安等一系列社会矛盾———为此，深圳将建立起梳控结合、人性化的长效人口管理机制。（7月31日《北京青年报》）

　　以就业和入学政策安排的差别排斥部分外来人口，细致观察深圳的“长效人口管理机制”，其技术含量和理性程度确实较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的“人口准入制”和北京市人大“提高进京门槛”的建议高明得多。不过结果相差无几，就是限制了公民自由迁移的流动权，堵住了部分公民分享城市发展成果的机会。

　　为缓解资源紧张和福利摊薄的问题，可能越来越多的大城市会选择“控制外来人口数量”这种管理成本最低、最方便的方式———可这种“管理成本最低”，是以堵住许多人分享城市发展成果的机会为代价的，损害了自由流动的法治原则和利益共享的发展原则，本质上是自私和狭隘的。

　　为防止这个非正义的原则成为城市管理常态的选择，防止城市一有问题就归咎到“外来人口膨胀”上，有必要以一种理性约束———在笔者看来，这个理性最起码应包含三个层面。

　　其一，既然享受了优惠政策，就要善待与优惠政策俱来的外来人口。比如深圳，如果没有那许多优惠政策，也不可能有如今的辉煌。优惠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而允许流动是消除这种不平等的一个途径。

　　其二，“限制外来人口”是所有解决城市问题的政策选择中最差的选项。如果想推行“限制外来人口”，必须先回答这些问题：管理水平是否足够高？资源配置是否足够优化？是否除“限制”外别无选择了？日本东京的城市人口和问题比深圳多多了，何尝听说过东京要“限制外来人口”？

　　最后，如果一个城市实在需要“限制外来人口”解决发展问题，应由中央“调研后再出台政策”。毕竟“限制外来人口”是城市“为自利而排他”的一种选择，一个城市有可能在并非“必要”的情况下立法排他———为防止城市的自私，这种涉及外来人口权益的决策应经由中央的“必要性”考察后才能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