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离婚报告（五十九）

　　我人生的第一桶金其实是从那个早点铺开起来的，我选址选得不错，那儿后来成了市中心的周转地带，那个铺子因此开得很兴旺，后来就扩大规模了，到后来，我以前厂里的很多工人回来帮我，我们的店面越来越大，就成了饭店了，也做中餐和送外卖，这个城市的第一家外卖就是我干起来的，那些个送外卖的员工都是我从前厂里下岗的人，此事后来上了报纸，报上说我是自力更生，还解决了一些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

　　关于我发迹的事情，有很多种说法。但真实的情况是，我是靠炒地皮发迹的。一九八七年，国家在土地管理制度上进行了改革，规定土地批租有三种形式，一是定向议标，二是招标投标，三是公开拍卖。我下手较晚，一九九×年，我做饭店和外卖手里有了一些余钱后，通过钟民(他那时已经是镇长级的干部，权力很大)用六万块钱从他呆过的那个庄里买了一块种不出庄稼的地，几年后，这块儿开始办开发区，这块地皮翻了三十倍，我赚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钱。

　　从那时开始，我对做房地产有了兴趣。

　　我把饭店兑了，外卖也不做了。

　　把所有的钱都用在炒地上了，有人曾经给中国的富豪们列出过一个成长公式：“先以一百块钱买一块地，再找相熟的评估机构将其价值高估至二百元，再抵押予银行换取贷款，接下来再以这二百元银行资金再购入同值的土地，重复以上步骤赚取四百元的贷款，以此类推，不停递增。”我完全遵循着这个公式运作，但有一点这个公式没有说出来，那就是要完成上述这个空手套白狼的过程，没有贵人相帮是不成的，而我就有，那就是后来当了副市长的钟民，老爷子现在也退下了，也不怕将这些事说出来，他当时主管基建、土地局、旧城改造等工作，要没有他的关照，也没有我的今天。

　　我炒房地产，敛财速度飞速，这一行我做得得心应手。不知不觉，暴富了起来。我从前厂子里的员工好多在我的公司里都成了骨干，我这个人，是念旧的。

　　一切都很顺，但是有一点问题就出现了，是黄文英。她开始不适应或者说是不太习惯我取得的这些成功了。

　　黄文英是一个本分的、传统的女人，在她和我的这些年里，基本是没过过什么好日子的，即使是我在厂里当领导的时候。我家里穷，人口又多，每月都要按时往家里寄钱，我还得照顾我大嫂(我哥死后她一直没改嫁)，我当了三年厂长，完全是清水官，后来厂子倒闭，更是什么光也借不上了。黄文英和我十年，操劳了十年，她的皮肤粗了，脸上的皱纹也多了，更关键的是，她的心态也老化了，每天考虑生存问题，男人可能会因此奋起，但女人则可能会因此迅速衰老。黄文英已经再也没有当年的风采了。

　　正龙开起来的时候，我四十三岁，意气风发，精神振作，黄文英却明显地与实际年龄不符。但这并没有造成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不是无情的人，事实上我很念旧，也自认为自己的心术不坏，我对黄文英从来就没有嫌弃过，但只有一点，黄文英对于我由当年的“汪厂长”成为今天的“汪董”，似乎表现得相当的迟钝和麻木，在很多需要她出现的场合，需要她发挥的场合，她都以一种回避的态度处之，她没有出头露面的爱好，除了壮壮，她基本上什么社交场合什么社会人士也不愿接触，坦率地说，她就算勉强去了，也没什么好的效果。她并不是怕见生人，但她总和我说，见了那些生意人不知说什么好，和他们身边那些珠光宝气口气大得惊人的妻子们在一起，也找不到什么话题，到后来，她就开始拒绝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了。每次在许多重大的社交场合里，我形只影单地看着其他的同行们手挎着或高傲尊贵或娇美可爱的女伴们，只能暗暗地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