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和文化部官员就今年9月1日将施行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今后应当严格杜绝演出市场的公款消费”。根据该《条例》，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部门不得资助、赞助或者变相资助、赞助营业性演出，不得用公款购买营业性演出门票用于个人消费；否则，违反规定“公款追星”，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较严重的，给予降级或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北京娱乐信报》7月28日)
用法规的形式给公款消费立规矩，严查严惩各种“公款追星”行为，当然是值得欢迎的重要治理步骤。但是，仅凭一部《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能否管得住“公款追星”？老实说，笔者不持乐观态度。
从规范的性质、层次上看，以文化市场管理范畴的《演出条例》来规范“公款追星”，似乎并未切中后者的要害。虽然，在形式和表象上，“公款追星”也是一个文化演出市场的问题———比如导致“演出市场票价虚高”，但正如许多论者早就指出的，“公款追星是一种典型的腐败”，其要害在于，一些官员滥用手中的公权力，挥霍纳税人资金，为个人政绩服务。显然，权力腐败、胡乱行政，而不是文化消费行为不当，才是“公款追星”的实质。换言之，“公款追星”的根本，是一个权力制约问题，而不是市场管理问题。因此，用市场管理性质的《演出条例》来规制复杂的权力腐败问题，难免产生规范层次不够、力有不逮之弊。
从具体治理环节上看，“降级、撤职、开除”等处分，固然不乏严厉色彩，但说到底，这些都还只是事后的惩戒，而没有从源头上进行事前预防。很明显，“公款追星”之所以一再发生，公共资金管理的空疏、浮泛，预算约束乏力———财政运行缺乏应有的公开性、透明性、严谨性，政府花起钱来“没谱”，往往由着领导随意性支配，才是其源头、根源所在。所以，如果不从事前的强化公共资金管理、规范政府预算运行监督做起，仅靠事后的行政处分来遏制“公款追星”现象，无疑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显而易见，一个《演出条例》，是难以胜任这种“治本”任务的。
从实际操作看，以政府文化部门作为主要执行者的《演出条例》，在实践中，能否对往往由一方政府出面“导演”的“公款追星”行为实现有效监管，同样值得担忧。毕竟，文化管理部门首先不过是政府的一个下属，在目前行政体制下，它有能力和手段把“演出管理”管到政府本身头上吗？以最近一起著名“公款追星”事件，重庆巴南区“建区庆典”演唱会为例，该区的文体局，不仅对政府荒唐的借钱追星行为没有说半个不字，而且本身就是此次“追星”事件政府方面的具体操办者；而在此前更轰动一时的四川万源追星事件中，领导一声“这是政治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当地所有部门更是总动员式地忙“追星”了。小小一个《演出条例》岂能奈何领导的“政治任务”？
要真正杜绝“公款追星”现象，笔者以为，寄望于“演出管理”是远远不够的，还有赖更高层次、更大力度措施的多方面措施，从权力制约、财政监督的根本、源头出发，进行综合治理。(中国青年报/张贵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