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安，我们的心理底线在哪里？

　　论吧

　　编者按

　　“社会治安，大治大安，小治小安，乱治不安”，当前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广州市内不少路段“双抢”、“飞车党”横行，市民安全感不强，本报组织此次讨论，希望能促成各

　　十年前刚到广州工作，最头疼的问题是自行车丢失，买一辆丢一辆，买新的丢新的，买二手(明知也是偷来的)丢二手，而且骑到哪丢到哪，那时候有关丢自行车的故事成为笑谈之一，有人说，没丢过自行车的不是广州人，自己也感觉因此很快融入到广州人的圈子中。

　　后来没人骑自行车了，有关自行车和广州人的关系的论断也自然消失了，现在“被摩托车抢劫”取代了“自行车被偷”，手机被抢、手提电脑被抢、包包被抢，有关在广州被抢被偷的故事现在成为新的谈资之一。

　　广州是一个资讯发达、透明程度高的城市，被抢过一次的经历，可能在不同的场合被复述上一百遍，报纸上的一条治安新闻，可能被重复传播在人们心目中反复激起涟漪。这个城市的心理承受力也因此越来越强。

　　但事情变得远远不止这么简单，不戴金项链，包金的也被抢，不背挎包，双肩包在背后也被抢，不但有人砍手，也有人拿刀朝背后劈去，不管你的双肩包有没有钱，安全问题终于不再是一个笑谈，也不再只是“传播”出来的。道德底线在我们心理底线下滑的情况下被一次次突破，心理承受力强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抢劫的成本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人不计后果。

　　犯罪嫌疑人的道德底线，和市民的心理底线有关，而市民的心理底线，有时候也会变成警方的心理底线。以前丢一辆自行车没人会去报案，下次又丢也无所谓，自行车被偷的问题不再困扰我们是因为自行车已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不是偷车的人都改邪归正。所以别以为禁摩会根治“双抢”问题，以现在大家的宽容心态，就是有人跑步抢了你的包，你也未必有勇气追上去——当然严格说来追上去还是警察的事，不应该把这个工作落实到市民头上，但你的内心都那么宽容了，还指望别人认真帮你吗？

　　本报评论员　质数

　　王瑾(本报记者)：最近外界关于广州治安的讨论增多，譬如广州电视台报道，光天化日之下在烈士陵园附近闹市区发生群体抢劫弱女子恶性事件，还有本报报道的市公安局门前发生飞车党砍人事件，让人觉得触目惊心，请问最近广州的治安形势是否恶化了？

　　陈警官(基层民警)：其实最近社会治安没有特别恶化，除了过年的时候发案会少一些以外，广州每个月的发案量都是差不多。如果说给公众造成社会治安恶化的感觉，也许是媒体对这些案件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

　　杨小彦(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系主任)：应该是先有砍手党才会有关于砍手党的报道，我认为公众对社会治安的感受并不是完全为媒体所左右的，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的舆论和切身的感受。不过媒体在案件的报道当中，也应该注意到煽情的问题，个人认为媒体在面对重大社会冲突的时候，要担负起社会责任，应该尽可能客观公正，避免过分煽情。

　　王瑾：大家习惯性地会把广州和上海北京等地的治安相比，同是大城市，似乎广州飞车抢夺更多，治理更加困难？

　　陈警官：广州的城中村比北京和上海都多，城中村的生活成本低，珠三角地区存在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吸引了大批文化素质不高的外地人来此就业，而一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就聚集在城中村里，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另外上海和北京实施禁摩的脚步都比广州走得早，如果广州能够完全禁摩，飞车抢夺的案件就会大大下降，但是目前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下子都能够解决的。

　　王瑾：说到飞车抢夺，最高人民法院新近出台的司法解释将飞车抢夺定性为抢劫，这个举措是否能够对犯罪分子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呢？

　　王云松(广东环宇经贸律师事务所律师)：目前《刑法》关于抢夺的量刑是在3年以下，而抢劫一般都是3－10年，甚至更长。我帮一些飞车抢夺的犯罪嫌疑人做过辩护，他们大多是劳改释放犯或者有其他的犯罪前科，有一定的法律常识，都知道拿刀子抢和趁人不备抢的后果是不同的。所以他们也会计算犯罪成本。飞车抢夺对社会的危害是很大的，除了给受害人带来财产上的损失以外，多数情况还会造成人身伤害，所以我觉得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这个司法解释对于震慑犯罪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王瑾：不过一些民警认为飞车抢夺抓现行的可能极低，如果破案率不高，哪怕将罪名定成死刑也没有意义。

　　王云松：抢劫案的突发性强，确实存在取证难的问题，不过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了司法解释的意义。

　　王瑾：目前增加警力是不是迫在眉睫？谈到治安形势严峻问题，人们常常提到警力不足。

　　陈警官：我每个月大约有10天左右是需要晚上加班的，而一些刑警一个月没有一天休息也是很正常的。应该说增加警力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并不需要无限制地增加。现在我们说把警力尽可能压到路面，说不好听其实就是拿警察去当摆设，但，警察多了也会增加财政的负担。减少犯罪应该通过整个社会的综合治理吧。

　　侯梅新(市民)：警员出现率高，自然可以减少发案率。警员薪水低，超负荷工作，这市民能够理解。但是出现警力不足，110出警太慢情况，说明政府对这方面的资源配置重视不够，也造成市民报警率不高。我觉得目前警力配置上还存在许多空白地带，像郊区许多大楼盘，管理费为什么这么高？实质上小区都独立承担维持治安的职能，警力配置跟不上，甚至是空白。据说编制成了增加警力的最直接限制，我觉得警力配置应该跟管辖人口挂钩。

　　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被诈骗团伙诈骗了20多万，她去报案，警察笔录时对欺骗手法了如指掌，这让她觉得很不对劲。类似非暴力犯罪案件，其实只要警方能将行骗分子常见的欺诈手法公布于众，就能减少许多人上当受骗；而且如果群众有足够的警觉性，就能在第一时间报警，协助破案。

　　陈警官：其实关于诈骗手段的揭露，我想我们已经对外公布了很多，但是大多数受骗的人，要么就是不看报纸，要么就是爱贪小便宜。反而媒体的一些过于详细的报道，让一些犯罪嫌疑人从中学到了作案的手段。群众的知情权并不是什么都要知道的，比如说一个正在侦破的案子，如果同案还没有抓到就过早地公布案件，反而会给警方破案增加困难。因此我觉得媒体所做的宣传应该不是案件方面的宣传，应该是普法的宣传，只要让群众都知法懂法，才能让他们守法，并理解执法者。

　　杨小彦：也许有人看了报纸之后会去模仿作案，但是犯罪有其社会原因，媒体的报道不能简单地和犯罪画上等号。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大家都不要拍警匪片了。电影、电视、小说在这方面的传播力量可能比报纸还要大。

　　王瑾：在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今天，人们可能会把责任归咎到公安头上，同时警察的形象也受到了考验。

　　梁国聚厅长曾在一次会议上表示要建立民警维权机构，对于群众的不实投诉、恶意投诉进行处理，目前这类投诉占民警投诉的多大比例，这些投诉会影响到民警的士气吗？

　　陈警官：据我所知，不实的投诉确实占了比较大的比例，我前面说过，每个人都是有私心的，警察这个职业，不可避免地要得罪一些人。如果这些恶意投诉多了，肯定会影响到警察的士气，所以还是要加强普法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