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决定未来破坏社会公正

　　毕舸

　　父亲职业为行政管理人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其子女工作的落实率和升学率均高于平均水平；而父亲职业为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以及离退休、无业人员，子女工作落实率和升学率均低于平均水平。这是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8月1日《中国青年报》）

　　在许多国家，这种“代际传递效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父母总是愿意为儿女付出，并且不惜耗费自身的一切。不管是贫困家庭，还是富有家庭；不管是从事技术管理工作，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种，父母都是靠昨天的汗水获得了今天的可支配资源（金钱、教育背景、人际关系），以此来换取儿女未来的美好，大体是无可厚非的。

　　但如果父亲是局长，儿女可以轻松地找到好工作，哪怕自己的学历和能力未必符合这份工作的要求。这就是真正的不公平。因为局长老爸拥有的是权力，而权力带有极强的扩张性。在老爸的提携和授意下，儿女的职务提升一路顺风。等儿女的职务达到一定地位时，儿女又可以用权力帮扶他的后代。权力随着“出身”而世袭，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增效应。

　　由权力决定的“代际传递效益”，与财富（合法途径获取）、教育背景甚至某些人际关系决定的“代际传递效益”最大区别在于：财富、教育背景甚至某些人际关系决定的“代际传递效益”，毕竟属于该家庭的父母所私有，进行的是基本对等的市场资源交换；而权力决定的“代际传递效益”，权力明明是民众赋予政府行使职责的公共资源，却被某些官员滥用于私利，是零成本的无偿权力交换，是对整个社会发展最大的不公，必须被封杀。（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