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开这对母子死结？(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02日17:26 新民晚报

本报记者季颖陆梓华

　　7月25日晚11时许，一辆警车驶入本市莲花路某居民区。离家出走16天的于明在七宝派出所民警“护送”下下了车。他是在七宝镇上一手机店偷窃手机时被店主抓住送到派出所的。由于他尚未成年，加上偷盗未遂，警方在适当教育后把他送回了家。

　　母亲柳女士什么也没有说，煮了一碗方便面放在桌上。过了好一会儿，于明低声问：“妈，这面我能吃吗？”“就是煮给你吃的。”柳女士应道。这是16天来母子俩仅有的一句对话。

　　“记者同志，帮帮我吧。我不知道这孩子哪天又会跑出去，会不会再做其他违法犯罪的事情！”柳女士像祥林嫂似地一遍遍给记者打来电话：“你也知道，这两年他离家出走二三十次了。我已经无能为力，如果社会再不救救他，他可就快毁了呀！”

　　闪回镜头1今年7月20日傍晚，记者接到南汇区文化稽查大队的电话称，他们在惠南镇一网吧找到一个离家出走多日的16岁男孩。男孩不听任何人的劝，包括闻讯赶来的老师和母亲，他说：“我只和新民晚报的陆姐姐和季大哥说话。”

　　这个男孩就是于明。记者当即赶到南汇区文化稽查大队。会议室外，于明的妈妈柳女士孤独地站在走廊上；一间办公室里，南汇区文化稽查大队唐队长、闵行区青保办工作人员和于明就读的闵行区高兴实验学校教导主任黄老师等，正焦急地商量解决办法。

　　“你们来了！”唐队长的话语里透着喜悦。“我们前天接到柳女士电话，说她儿子离家出走好几天，可能呆在惠南镇的网吧里。我们以前帮她找过一次，所以这次马上安排人到各个网吧巡查。找了3天，今天中午才在一个网吧发现了他。这个孩子特别野，拼命用头撞车玻璃，还把我们3个队员身上抓出几道血痕。我们和他说了一下午道理，他就是不听。现在只有靠你们了。”

　　空荡荡的会议室里，于明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几个月不见，16岁的他好像又长高了不少，嘴唇上方也冒出了密密的茸毛。他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个香烟盒子和一个打火机。“是你们啊。”他抬抬头，算是打招呼。

　　“这次怎么又离家出走啦？”记者问。

　　“我不想活了。没劲。”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说。

　　“她说要把房子卖了回老家，不管我死活。”“你妈妈说的是气话，你干嘛当真？”

　　“气话？你们知不知道，我每天晚上都是哭着睡着的，枕巾都能挤得出水来。如果不是因为还念着她的养育之恩，我真想把她剁了，再自杀。”于明说这话时特别冷静，冷静得让人恐怖。一个16岁的孩子为何屡屡离家出走，又为何与母亲如此水火不容？

　　闪回镜头2 2003年9月24日，本报社会新闻版刊登报道：《初中男生失踪九天单身母亲泪已哭干——小明，你快回来》。

　　前年9月，记者第一次接到柳女士的求助电话，那时他们刚从浙江宁海迁居上海，14岁的于明在新学期开学一周后第一次离家出走。在上海人生地不熟的柳女士试着给报社打来电话。那几天，记者陪柳女士走遍田林新村附近的网吧和派出所，寻找于明。因为焦急，柳女士几天吃不下东西，嘴上全是泡。

　　报道刊出后，在徐汇区文化稽查大队协助下，柳女士在田林路上一网吧找回了于明。记者随后了解到，于明的生父在他1岁时因车祸身故，柳女士带着于明辗转长春、深圳、杭州等地。后来，柳女士再婚移居宁海。由于继父对于明颇为冷漠，使得于明从小学开始便迷恋网络游戏，在宁海已几次躲在网吧夜不归家。柳女士的第二次婚姻很快就破裂了，她只身带着于明来到上海。

　　就在于明第一次出走被找回后没几天，记者又接到柳女士的电话：“我把于明关在家里，可他从4楼爬阳台逃出去了。我该怎么办哪？”急切的话语里带着哭腔。随后又是一通好找，结果也是在附近网吧里逮个正着。

　　2004年春节，柳女士特意告诉记者，徐汇区文化稽查大队队长山民义几次帮她把孩子找回来，还发动队员捐款买了一台电脑送给于明，让他在家里上网玩。于明似乎开始转性了。

　　闪回镜头3今年4月2日，本报焦点版报道《其实我想走，为何被“网”留》：“对我们来说，网络就像‘黑洞’，我们不断在黑洞中行走，不知道怎么才能走出来。”这是在陶宏开教授与本市网瘾青少年座谈会上，于明的一段表白。

　　你也许不相信，16岁的于明能说出这么理性的话；你也许更不会相信，他还在座谈会上对其他网瘾少年说：“我们的妈妈已经为我们流了太多的眼泪，我们不能再让她们伤心了。”可是，他自己却一次又一次地离家出走，不但让妈妈眼泪流干，还把她的慈母柔肠折磨得比铁石还硬。

　　从2004年春节到今年初的一年时间里，记者再没接到柳女士的求助电话，原以为于明洗心革面好好学习了，谁知他却变本加厉。“这孩子真的无药可救了，动不动就跑出去，还偷拿家里的钱，我怎么和他讲都不听。山队长他们没办法，专门给一家网吧打招呼，看到于明来不要赶他，让他在网吧里吃网吧里睡，只要他不到别处瞎混。可他去了几次就再不去了，说是觉得有人看着他，不自由。这两年他逃了多少次我都不记得了，闵行、宝山、南汇，哪里都去。”说起这些，柳女士已没有了一年前的忧心与心疼，仿佛在说一个不相干的人的故事。“这次参加陶宏开教授的座谈会是最后一次努力，要是他还不改，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是啊，即使是再疼爱孩子的母亲，在一次又一次无助的寻找和担惊受怕之后，怎会不绝望？

　　闪回镜头4今年7月20日晚11时，南汇区文化稽查大队门口。记者对于明说：“你如果相信陆姐姐和季大哥，就跟我们走。”几分钟后，在记者转身的刹那间，于明飞也似地冲出门外，消失在马路边的树丛中……

　　时光回到南汇区文化稽查大队会议室。柳女士走了进来，面无表情地说道：“小明，跟妈回家吧。”于明蜷起身体把头埋在沙发里就是一言不发。可等柳女士一离开，他又轻松地坐起来和记者聊天。“你为什么这么恨妈妈？”记者问。“谁叫她管我的，我见到她就烦。她总是说我这不好那不好，我有进步了她也不表扬。我和她有过协议，我好好读书不出去混，她去找工作。结果呢？她就是不去找工作。她不遵守协议，我干嘛听她的？”

　　“你们知道吗，这十来天我只睡了8个小时，今天在这里和你们说话，明天死在哪里也不知道。我没有明天。”于明的话让人心头一颤。

　　学校教导主任黄老师走到于明边上，俯身在他耳边说：“你不肯回家，那去老师家好不好？”“不去，我不要麻烦你们。”任黄老师苦口婆心，于明就是不理不睬。

　　大家都没辙了。这么干耗了一晚上，于明就是一句话：要么放我走，要么就赖在这里，反正不回家。走廊里，柳女士几乎无话可说：“要是有哪家托管学校肯把他收下严加管束，或者哪个热心人愿意收养他，就算他再也不认我这个妈也行。否则，我只能看着他一点点毁掉。我真的没有办法呀！”

　　最后，记者让于明做个选择，是跟记者走还是继续在网吧混，结果……

　　记者感言

　　哀莫大于心死

　　“单亲家庭、离家出走、网瘾少年、未成年人犯罪……”如果用这些要素编一个故事，应该足够精彩，但令人痛心的是，这却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事实。

　　这两年来，柳女士和儿子于明反反复复的出走与寻找的过程，记者是唯一的“见证者”。刚开始，我也把问题的症结归罪于网吧的引诱，因为每一次柳女士都是在网吧里找到了于明，而于明也确实是没日没夜地在网吧打游戏聊天。可是，随着对这对母子间矛盾了解的深入，我发现网瘾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单亲家庭的环境。

　　于明迷恋上网络的时候，正是母亲再婚搬到宁海的那段时间。继父的冷漠、母亲的忽视，让幼年丧父的于明产生被抛弃的失落感，而网络营造的虚拟世界正好让他暂时忘却现实生活的不如意。来到上海后，陌生的环境以及跟不上学习进度，加剧了于明对现实世界的抵触，他只有在虚拟世界才能寻找到安慰和自尊——他在网络游戏中是个高手，可以靠帮别人升级挣口饭吃；也可以以一个叱咤风云的“老大”形象与400多个网友称兄道弟。网吧，更像是他的“庇护所”。因为不难想象，如果他没有在网吧里打发那些逃出家门的日日夜夜，一个十四五岁、身无分文的男孩子将会沦落到哪里？

　　柳女士的教育方式无疑是有问题的。“她管得太多，我一点自由也没有，烦。”这是儿子的评价。可是，谁能理解一个单身妈妈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艰难而执着地寻找儿子的悲凉？她越是不想儿子离家出走就越是要管，越是管得紧儿子越是反感叛逆。于明的一次次出走加剧了母子间的隔阂，“他老是编谎话骗人，不是真的。”柳女士总是如此说。然而，谁又能体会一个自小丧父、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在饥一顿饱一顿的流浪路上的恐惧？他的这种情绪纠集起来，就成了对母亲的怨恨。

　　哀莫大于心死。母亲的柔肠因为绝望而渐渐麻木；儿子的情感由于怨恨而变得偏执，这就形成了当下水火不容的僵局。我们的社会、学校、青保机构应该赶快做些什么，来化解这对母子间的坚冰？因为，当母子二人不约而同念叨起“死”字的时候，悲剧已经露出了可怕的苗头。

　　在今年4月的陶宏开与网瘾少年座谈会上，母子俩已经形同陌路雍和摄